1.1 诊疗模式和主体诊疗模式
所谓诊疗模式,是对一种医学在诊断和治疗中主导思想的高度概括,是用精炼的语言对该医学临床思路的扼要表述,并能反映出其学术特色。自古以来,关于中医学的诊疗模式存在多种说法,如治病求本、辨病治疗、辨证论治、察质论治及对症治疗等。在诸诊疗模式中,最重要最常用,且在很大程度上能主导或涵括其它诊疗模式者,称为主体诊疗模式。
诊疗模式不同于医学模式,后者是指一种医学认识和处理疾病的基本观点或出发点,比较抽象和理性,如“生物 . 心理 . 社会”,被认为是现代医学模式,而前者则是对一种医学的诊疗规律和临床思路的集中表述,比较具体和实际,如前述的“辨病治疗”之类。
1.2 审机定治是《内经》的主体诊疗模式
《内经》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诊疗模式当然也不例外。在《内经》中论述过的众多诊疗原则中,最强调者莫过于“治病必求于本”(《素问 . 阴阳应象大论》)。这里,“治”兼诊断和治疗二义,“本”指疾病的本质、根源,此处具体指阴阳失调的病机。而《素问 . 至真要大论》在论及诊治有假象的病例时指出:“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告诫不要被疾病的假象所迷惑,应首先识别其真正的病因病机,然后针对病机而治。该篇还以“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为例,说明若只看到疾病表面的热、寒现象,抓不住其阴虚、阳虚的内在本质,必然误治。正是基于审察病机便是 “求”病之“本”这一认识,该篇才反复强调“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对此,元代名医朱震亨曾断言:“考之《内经》曰‘治病必求其本’,《本草》曰‘欲疗病者,先察病机’,此审病机之意也。”“此求其病机之说,与夫求其本,其理一也。”〔1〕对于中医学来说,病机就是对疾病本质的高度概括。而“审察病机”,则是透过疾病的现象——症状、体征等,去探求疾病的本质——病机。可见,《内经》治病求本的诊疗思想可用“审机定治”一词简明地表述之。
由《内经》奠基的中医临床工作可分为五个环节或步骤,即四诊、辨证、识机、立法和处方。在中医的诊断过程中,四诊是为辨证收集必要的临床信息(即以症状、体征为主的证候),辨证则是运用中医理论对证候进行思维加工,最后识别病机及病名。而在中医的诊断结论中,病机为主体,病名是次要的。因为确立治疗法则的主要依据是病机而不是病名,因而识机便成了辨证的目的和归宿。《内经》虽无“辨证”一词,但审察病机(审机)以辨析证候为基本手段, “审机”实已概括了辨证和识机的内涵。中医临证时确定治疗法则的要素虽多,但首要的、根本的依据却是从诊断中获得的病机结论,而处方只不过是落实治则的具体方法和措施。由此观之,中医的诊断主要是对病机的求本诊断,中医的治疗首先是针对病机的求本治疗。而“审机定治”一词则切中肯綮地勾画出了中医学基本诊疗规律和临床思路要领。为此,明代大医张介宾极力推崇《内经》所述的“病机十九条”:“此正先圣心传,精妙所在,最为吃紧纲领……夫病机为入门之道,为跬步之法。”〔2〕《灵枢 . 本神》强调:“五脏不安,必审五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调之也。”所谓审“病形”、知“虚实”,就是辨证识机,简称“审机”;“谨而调之”,是谓针对五脏的虚实病机,分别采取相应的补泻调治法则。这是《内经》重视并阐述“审机定治”诊疗模式的一个例证。
《内经》也论及其它诊疗模式。例如,《灵枢 . 痈疽》用“菱翘饮”治疗“败疵”,属一病一方,乃“辨病治疗”之例;而《灵枢 . 根结》所谓“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疾也,”则是“察质(体质类型)论治”之例。然而,这两种诊疗模式在《内经》中仅处于次要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审机定治”。可以断言, 把 “审机定治” 看成是《内经》倡导的主体诊疗模式是毋庸置疑的。
2 “审机定治”对中医学的深远影响
2.1 建立了中医学诊治疾病的主导思想
由于《内经》提出并倡导的治病 求本——“审机定治”诊疗模式,概括了中医临床思路的要领,揭示了中医学的基本诊疗规律,能够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两千年来已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成为中医诊治疾病的指导思想和首要原则,即中医学的主体诊疗模式。试举数例为证。东汉医圣张机在《伤寒杂病论 . 自序》中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这里“见病知源”就是辨证识机之意。《伤寒论》126 条:“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当丸。”前四句属辨证,“有血(瘀血)”为识机,“下之”谓立法,“抵当丸”是处方。全条证、机、法、方一气呵成,充分体现了审机定治的经旨。唐代大医孙思邈指出:“夫欲理病,先察其病源,候其病机。”〔3〕 强调察候病机是医者临证治病的首务。金代名医刘完素亦说:“故察病机之要理,施品味之性用,然后明病之本焉。故治病不求其本,无以去深藏之大患。”〔4〕突出了审机和施治之间的因果联系。明代宿医周子干认为:“见病医病,医家大忌,……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唯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5〕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求其证之所以然”,即审机的极端重要性。当代已故名医岳美中也指出:“见症状要进一步追求疾病的本质,不可仅仅停留在寒热虚实的表面上,……务期细密,才能丝丝入扣,恰合病机。”〔6〕要求医生审察病机必须细致、准确,使之同实际病情完全一致,才能获得满意的疗效。
2.2 奠定了中医学的主要学术特点和优势
人们谈论得很多的中医学特点是“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然而这正是由审机定治的诊疗原则所决定的。因为同病之所以异治,是因其病机不同,异病之所以同治,是因其病机相同。整体失衡的疾病观和整体调节的治疗观是中医学的另一特点和优势。所谓“整体失衡”,是说人之患病,乃一定病因作用下人体内部及体内外的平衡协调状态遭到破坏,即整体失衡或曰“阴阳失调”的结果。具体可表现为寒热盛衰、邪正虚实、气血津液失常等多种类型,而这些都属于病机的范畴。因此,弄清某一患者现阶段整体失衡的具体内容,就是识别其当前的病机。所谓“整体调节”,就是针对患者的具体病机结论,施以或补或泻,或温或清,或固或通等适宜的治疗法则及相应方药,使患者机体达到新的整体平衡协调,从而恢复健康。可见,中医学整体观念在临床上的落实,亦依赖于审机定治这一诊疗模式的贯彻。
人、病兼治而以治人为本是中医学的又一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中医不仅辨病治病(包括中医和西医的病种、病名),更要知人治人。每种疾病虽有自己特定的临床表现、病程经过及诊疗规律,然而医生临床上面对的并非抽象或概念的疾病,而是某一患病的个人。每个患者都是具有精、气、神而能自主活动的生物体,因而病人远比疾病复杂而多变。所以治人重于、难于治病。《素问 . 疏五过论》之“从容人事,以明经道”和《灵枢 . 师传》的“便病人”就寓此意。“治人”的重点又在调神。如《素问 . 汤液醪醴论》告诫:“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由于病人精、气、神的状态及变化均可集中反映在经诊断得出的病机结论中,审机定治实为人、病兼治的重要途径和良好形式。其二,治人为本的核心是“因人制宜”的治则,它要求治疗时应充分考虑到病人的年龄、性别、体质类型、职业、爱好、饮食及生活习惯等对病情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也程度不等地蕴涵其病机结论之中。例如,幼儿易虚易实,老人气血虚弱滞涩,妇女有余于血而不足于气,体质类型不同者对病邪的易感性和对病性的趋同性亦不同等,这些病理因素全都以一定的形式参与了病机的形成。可以断言,审机定治是构建中医学治人为本特色思想必不可少的基石。
2.3 为中医学理论的规范化创造了条件
鉴于中医学的流传和教育长期沿袭私相授受的方式,中医理论中不少术语、概念的解释和使用存在着混乱和分歧,这对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及走向世界极为不利。而审机定治的诊疗模式可为澄清其中一些重要的词语作出贡献。例如,中医常用的“证”或“证候”,即《内经》所说的“病形”、“病状”,皆指疾病的现象,乃中医诊断的凭证。而治病求本的“本”——病机,才是疾病的本质。因此,有些教科书把“证”释为综合病邪、病性、病位等要素的“病理概括”,实即与病机概念等同,这显然混淆了疾病的现象和本质,是不可取的。又如,所谓“辨证论(施)治” 被视为中医学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而风行一时,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医临床过程中,辨证是为识机服务的,病机才是中医诊断的主体和中医治疗的首要依据。而“辨证论治”一词中缺乏关键词“病机”,则诊断既落不到实处,治疗又失去了依据,中医学的基本规律和临床思路便表达不出来。因此,它的文字构成同它所欲表达的内容差距较大,而“审机定治”却能胜任这一任务。
2.4 为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提示了方向
中医学的历史和现状业已证明,审机定治作为中医学的主体诊疗模式,是推动中医学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强大动力,病机学已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当之无愧的核心。〔7〕目前,中医学正处于现代化及国际化的“前夜”,其发展的突破口便成为中医学界与中西医结合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医学术发展史表明,历代名医成就的取得,各种学术流派的形成,无不来自新的病机观点的创立或原有病机观点的深化。考察中医临床、教学、科研的现状就会看到,病机研究进展缓慢和病机理论的滞后,已成为制约上述诸领域迅速发展的“瓶颈”。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中医学的有识之士大多认为,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应从“证”的实质着手,而这里所谓的“证”是指由某一病机引起并以其命名的证型(证候类型)。如“脾虚证”就是由“脾虚”病机引起的证型,换言之,食少、纳呆、腹胀、泄泻、身倦乏力等一组证候仅是“脾虚证(型)”的外在表现,而“脾虚”这一病机才是其内在实质。因此,从证的实质着手意味着重点研究各种病机的形成、变化机制及其物质基础等。总之,抓住病机研究这个突破口,就能带动整个中医药事业全面、深入的发展。
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就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水平。这句话见于老子的《道德经》,是谈论治国的道理,劝告治国者应该由小见到,先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
治病必求于本 中医治疗学术语,指治疗疾病时需寻找发病根本原因,从根本上治疗。如头痛,有外感和内伤之分。外感有风寒、风热,治用辛温解表、辛凉解表。
语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治疗疾病时必须追究疾病的根本原因,也就是采用其阴阳的偏盛偏衰。例如:病人头部昏晕而痛,肢麻,肉跳,虚烦,夜寐不安,面部烘热,口干,舌质红,脉弦而细,这是肝阴不足,肝阳上亢,须滋阴潜阳,养血柔肝,用生地、白芍、当归、何首乌、菊花、牡蛎、真珠母等药。又如食物不化,呕吐清水,大便水泻,舌淡苔白,脉沉细,这是脾胃阳虚,当温脾胃之阳,用“温中散寒”法。
透过现象看本质。
“欲知其内者,当以观乎外,诊于外者,斯以知其内,盖有诸内者形诸外。”为了从生理上洞察人的身体状况,中医学提出了著名的“四诊法”,即:望、闻、问、切。
它是指医生运用视、嗅、听、触等感觉功能以及与病人或知情者交谈,全面了解和系统地掌握与疾病相关的各种信息,从而指导临床治疗。
欲知其内者,当以观乎外;诊于外者,斯以知其内。盖有诸内者形诸外。苟不以相参,而断其病邪之逆顺,不可得也。为工者,深烛厥理,故望共五色以青黄赤白黑,以合五脏之脉,穷其应与不应;切其五脉急大缓啬沉,以合其五脏之色,顺与不顺。诚能察其精微之色,诊其微妙之脉,内外相参而治之,则万举万全之功,可坐而致矣。
自从《素问·五脏别论》论及“凡治病必察其下”之后,后人莫不把二便情况的治疗看作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称“此治病之四要也。下言二阴,二阴者,肾之窍,胃之关也。
《脉要精微论》日: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故二便为胃气之关锁。”(《类经》)所以仲景在《伤寒论》中,除对阳明腑实便秘采用泻下法,太阳腑证采用利尿法治疗外,又在膀胱蓄血、少阴危证中采用了利水、通下的方法进行治疗,及至金元四家之一的张子和更列下法为治病之大法,称:“《内经》之所谓下者,乃所谓补也。陈莝去而肠胃洁,症瘕尽而荣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者存焉。”
明·张景岳认识到二便的重要性,更在《十问篇》中专门提出问二便进行论述,称:“二便为一身之门户,无论内伤外感皆当察此,以辨其寒热虚实。盖前阴通膀胱之道,而其利与不利,热与不热,可察气化之强弱。凡患伤寒而小水利者,以太阳之气未剧即吉兆也。
后阴开大肠之门,而其通与不通,结与不结,可察阳明之实虚。凡大便热结而腹中坚满者,方属有余,通之可也,若新近得解而不甚于结,或旬日不解而全无胀意者,便非阳明实邪。观仲景日大便先鞕后溏者,不可攻,可见后溏者虽有先鞕已非真热,矧夫纯溏而连日得厚者又可知也。若非真有坚燥痞满等证,则原非实邪,其不可攻也明矣。”“凡小便人但见其黄便谓是火,而不知人逢劳倦小水即黄,焦思多虑小水亦黄,泻利不期小水亦黄,酒色伤阴小水亦黄。使非有或淋、或痛,热证相兼,不可因黄便谓之火。余见逼枯汁而毙人者多矣。
经日: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义可知也。若小水清利者,知里邪之未甚,而病亦不在气分,以津液由于气化,气病则小水不利也,小水渐利则气化可知,最为吉兆。”“大便通水谷之海,肠胃之门户也。小便通血气之海,冲任水道之门户也。二便皆主于肾,本为元气之关,必真见实邪,方可议通议下,否则最宜详慎。不可误攻,使非真实而妄逐之,导去元气,则邪之在表者反乘虚而深陷,病因内困者,必再泄而愈亏,所以凡病不足慎勿强通;最喜者,小便得气而自化;大便弥固者,弥良营卫既调,自将通达,即大肠秘结旬余何虑之有?若滑泄不守,乃非虚弱者所宜,当首先为之防也。”清·吴鞠通著《温病条辨》仅只论利下固涩二便者即数十条之多,亦可见诸病均应重视二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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