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传教士要学习韩语,他们会选择前往当时朝鲜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宗教集体——弘道院,这里是一所修习佛教和韩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机构。
传教士对于整个明朝的美术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传教士对中国美术瓷器一类影响最大的是在清朝,尤其是在乾隆年间。
像什么珐琅彩啊,景泰蓝啊,这些颜色都是通过传教士传过来的。还有就是美术对中国画影响最大的就是工笔画了。
15世纪后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及西班牙、葡萄牙的对外扩张,欧洲传教士纷纷前往世界各地传教。中国是天主教传教的重点地区。
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率先入华,掀开了明清时期中西方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序幕。从1552年到利玛窦1583年到达中国,共有32名耶稣会士、24名方济各会士、2名奥斯定(奥古斯丁)会士和1名多明我会士试图在中国定居,但都未成功。
直到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始以“番僧”的身份到达肇庆,开启了耶稣会在中国内地传教的历史。此后,耶稣会陆续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
当时,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有数百人之多,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沙勿略、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罗如望、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等。
清代雍正年间,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传教士除少数在朝廷供职者可获豁免外,皆被逐离中国。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卷土重来。据天主教方面1949年统计,当时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外国传教士有5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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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备受争议。一方面,传教士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从事慈善救助活动等方面,做了一些好事。另一方面,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用,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工具,一些西方传教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参与贩卖鸦片和策划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参与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参与策划、起草对华不平等条约。
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治外法权”,以“教案”为借口强化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统治,阻挠和反对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和人民革命,敌视新中国,策划破坏活动等等。
西方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上被利用来充当这些不光彩角色的同时,还操纵、控制中国教会,使中国教会变成西方修会、差会的附庸。
中国籍神职、教牧人员和广大教徒处于无权地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天主教20个总主教中,外国籍占17人,中国籍仅3人;在143个教区中,外国籍主教有110多人,中国籍主教只有20余人。
利玛窦
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年-1610年5月11日),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王应麟所撰《利子碑记》上说:“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通过“西方僧侣”的身份,“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并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汤若望被判处凌迟的原因是因为他修订新历法。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的外国友人,而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国外的基督教正大盛,很多的传教者为了传教而来到了中国,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很多人都籍籍无名,而有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之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便是汤若望。
汤若望来中国的时候,中国正是明朝末年,而汤若望正顶着火药专家的名号,从澳门直接进入到了京城,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作为一位传教士,汤若望在中国却并没有进行他的老本行,而是为帝王研究出火炮,不仅如此,这位来自德国的传教士还将西方的天文知识带入了中国,同时也帮助崇祯帝王修订了历法,他对明朝的帮助可谓是极大。
但是明朝的灭亡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在明朝灭亡后,汤若望也没有回国,而是继续待在中国,甚至于还为清朝服务,因为他的能力实在是突出,所以他受到了清朝帝王的重用,继续在清廷担任重要官职。
可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被判处凌迟呢?这就要说到汤若望主持修订历法的事情了,中国古人十分相信风水,而汤若望一来就改成了新历法,这不是在说老祖宗的不是吗,于是就有人弹劾汤若望,康熙帝就将他判处了凌迟。
但是也许是汤若望的运气好,在行刑前,天空出现了彗星,不仅如此,还发生了地震。古人是很迷信的,于是汤若望的死罪被免除了。
明朝时期西方传教士把新思想传入中国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东西
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对于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着不小的作用。
一、这次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从1582 年(明朝万历十年)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起,到1644 年(明朝崇祯十七年) 明朝覆灭止,为第一阶段,是中西文化交流兴起并得到初步发展的阶段。
首先,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有了初步的开展。利玛窦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状况的理解和认识,制定并推行了天主教儒学化以及科学传教的方针,使天主教得到了明朝士大夫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接受,尤其是传教士们所带来的西方科学文化,更是吸引了明朝士绅的注意和好奇。天主教在中国内地得以立足,从而奠定了其在华传教事业的基础。其次,作为传教士传教手段的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活动有了一定规模的开展,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和医学等全面传入中国。一批诸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远西奇器图说》、《火攻挈要》等书的翻译以及世界地图的传入,打开了明朝知识界认识和了解“西学”的窗口,冲击了明代崇尚空谈的学风,促进了我国传统科学的发展。而《崇祯历书》的编撰和西洋火枪的仿造,则是西方科技在中国成功的应用。所有这些都开启了西学东传的大门,为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清初的顺治、康熙时期(1644 年—1722 年) 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阶段,即发展和繁盛时期。
清政府采取宽容政策,天主教在华传播有了较快的发展。清朝建立伊始,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尚不完备,清政府主要致力于平定内乱,完成统一,尚无暇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严密的控制;同时,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虽居统治地位,但“华夏中心”的思想还不浓厚,其文化政策尚较开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于仍遵循利玛窦方针进行传教,且能帮助清朝修订历法,制造火枪的天主教传教士,清政府采取了接纳和宽容的政策。虽然到1692 年(清朝康熙三十一年) 才公开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教,但是在顺康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一直得到官方的默许。这就使天主教的传播在明朝后期的基础上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
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向纵深发展,呈现出繁盛局面。这首先表现在西学的应用更具成效,产生了一些水平高、影响大的成果。《西洋历法新书》的颁行及康熙《皇舆图》的绘制,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崇祯历书》虽然在明朝末年已经修成,但当时并未颁行。清朝顺治初年,耶稣会士汤若望将历书整理后呈献给清政府,并获准颁行,称为《时宪历》。从此,中国通用西历。这对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转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通力合作,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地图的测绘,采用了经纬图法、梯形投影等先进方法,制成了《皇舆图》。它是当时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地图制作。其次,中国学者对西学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汇通中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明朝后期,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进行了大量的西学引进工作。这是西学初传阶段所必需的。然而由于当时明朝处于危急时期,尚无时间和条件对西学展开深入的研究。清朝初期,梅文鼎、王锡阐和明安图等中国学者努力研习西学,并结合中国传统学术,“汇通中西”。
明清之际,西洋传教士来华及西学东渐,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基督教各派在唐、元时代曾先后传播于中国,但元朝灭亡后一度沉寂。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地理大发现的进展,东西新航路畅通无阻,天主教修会——耶稣会便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形成西学东渐的一次高潮。当时,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有数百人之多,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者的沙勿略、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罗如望、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等。虽然当时天主教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有了很大发展,但明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要进入中国,需要克服重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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