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成就和总体特点如下:
1、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及以老庄为主体的玄学的风行,带来了文人思想观念的解放和个体人格精神的自觉,使文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中挣脱出来,走向了广阔的天地。道家哲学的自然旨向和人格的自由精神,是文学自觉的最基本的思想源泉。
2、文学创作的文学性。在文学的创作心态中,淡化了文学的政治倾向和社会的功利目的性,强化了文学的本体性和文学的审美趋向。文学创作开始趋向于个性化和风格的多样化。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风格、形式,都显示了多姿多彩的特点。
3、文学自觉最显着的标志是文学理论的自觉。而理论的自觉,又是在人的自觉和创作繁荣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就是这种理论自觉的产物。在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体裁论、风格论等诸多方面,都有卓著的建树,又促进了文学创作的自觉和繁荣。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透露出新的生机。一种活泼的、开拓的、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新的景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这种新变总的看来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就文体的发展看来: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增强了诗人的个性,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达到鼎盛;一种诗化的散文即骈文的兴盛,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抒情性很强的、可以充分发挥汉语语言形式美的文体;在汉代盛极一时的大赋,演变而为抒情小赋,并因骈文的兴盛而增加了骈俪的成分,骈文、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七言古诗在这时确立起来,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鲜气息,刺激着诗人进行新的尝试,再加上其他因素,到了唐代绝句便繁荣起来;小说在这时已初具规模,奠定了中国小说的基础,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以393年的时间酝酿这些新变,虽然显得长了一些,但和汉代大约四百年文学的收获相比,不能不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成就是相当可观的。如果没有这段酝酿,就没有唐诗的高潮,也就没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了。
魏晋南北朝分为三国时期的魏蜀吴、晋十六国时期、南朝和北朝。
具体地说,是从三国时曹丕篡汉到北朝的北周被灭的时间段(公元220年——公元589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突出特点
(1)科学技术成就突出。如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计算,郦道元的《水经注》等。
(2)思想界异常活跃。道教系统化,佛教和反佛斗争激烈,佛儒道三教开始出现合流的迹象,文学、绘画、石窟艺术等打上了佛教的烙印。
(3)体现民族融合的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和成就,体现民族特色和不同的民族风格。
(4)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此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下,不同的地域文化,带有不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南北文化差异很大,南北民歌风格炯异。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成就可谓蔚为大观,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朝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小说、文学评论和文学总结等方面。
南朝刘宋人谢灵运(公元385~433),是著名的“山水诗人”,被后人称为山水诗派的祖师。他的作品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谢灵运还与同时代的颜延之和鲍照并称“元嘉三大家”,他们都十分注重描绘山川景物,讲究词藻的华丽和对仗的工整。
此外,被称为小谢的南朝齐的诗人谢脁(公元464~499),山水诗的成就也很高,观察细微,描写逼真,风格清俊秀丽。写景抒情,清新自然,意境新颖,富有情致,且佳句颇多。
撰有《宋书》的沈约(公元441~513)被誉为齐梁文坛领袖,同时,在永明体的诗人之中,沈约在当时也甚有名望,诗歌成就较为突出。
梁陈诗人徐陵(公元507~583),与庾信齐名,在宫体诗和边塞诗的创作方面颇有建树。据考证,徐陵还编辑了一部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名为《玉台新咏》,共收诗769篇,计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1卷,共10卷。该书收录诗歌的标准有一定特色,如选取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民歌、童谣等,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首见于此书。一些有价值的佳作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该书还重视南朝时兴起的五言四句的短歌句,收录达一卷之多,对于唐代五言绝句诗体的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谢灵运像在《玉台新咏》之前,还出现了一部重要的文学选集,就是梁武帝之子萧统(公元501~531)所编的《文选》。《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由于萧统死后谥号昭明,所以后人也将《文选》称为《昭明文选》。《文选》30卷,按照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的选录标准,收录了周秦以来的130家的文学作品,分为赋、诗、杂文三大类,又分列38小类。其中赋、诗所占比重最多。虽然在选录标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却为后人的文学研究保存了重要的资料,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朝的小说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志怪小说与笔记小说的创作方面。
志怪小说主要记载神仙鬼怪故事,多来源于巫和方士的奇谈怪论。六朝作品中就有不少以“志怪”命名的小说,如祖台之的《志怪》、曹毗的《志怪》以及孔约的《孔氏志怪》等。晋人干宝的《搜神记》是志怪小说的代表。南朝时,志怪小说作品更加繁多,如宋东阳无疑所撰《齐谐记》、宋刘义庆所撰《幽明录》、宋刘敬叔所撰《异苑》、齐祖冲之所撰《述异记》、梁吴均所撰《续齐谐记》、署名晋王嘉而由梁萧绮整理的《拾遗记》等。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笔记小说主要记载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南朝宋人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该书共6卷,36篇,分德行、语言、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等36门。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至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逸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该书对后世的小说和散文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朝文学发展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文学评论在当时非常活跃,南朝齐、梁时人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与钟嵘所撰《诗品》是当时文学评论方面的杰出代表作。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10卷,50篇,在研究历代各家作品的基础上,全面地论述了文学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其中有各类作品的特征和历史演变,有关创作、批评的原则和方法,文与质的关系等。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不应当片面地追求形式。还认为文学的发展要受社会情况及其发展的制约,并对许多作家和作品的优劣进行了比较评论。《文心雕龙》总结了齐、梁以前的文学发展状况,把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光辉著作。
钟嵘的《诗品》是在《文心雕龙》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著作。《诗品》主要对五言诗进行品评,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122人,计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钟嵘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用语非常新鲜贴切,坚决反对用典,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还具有一定的历史观念。《诗品》是我国第一部品评诗歌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创作和批评有很大的影响。
北朝的文学是在孝文帝太和之后发展起来的,在散文、诗歌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颜之推(公元53l~约595),字介,是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出身士族家庭。他早年仕于南朝梁,后被俘入西魏,又奔北齐。北齐亡后,又入北周。隋代周后,又在隋任学士。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颜氏家训》,共7卷,20篇。主要记述了个人的经历、思想和学识,目的是告诫子孙。书中包含许多关于南北朝社会、政治、文化的记述和议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庾信(公元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曾在南朝梁任职,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文章与徐陵齐名,其文学风格被称为“徐庾体”。侯景之乱时,庾信逃往江陵,辅佐梁元帝。后奉命出使西魏,被西魏扣留。北周代西魏后,庾信又继续在北周任职,一直不得南归。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有自己的独特文风。他的骈文、骈赋,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可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有重要影响。
北魏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所撰《水经注》与杨A(xuàn)之(生卒年不详)所撰《洛阳伽蓝记》既是杰出的地理学著作,也可以视为北朝优秀的散文体文学作品。
北朝的乐府民歌创作也非常突出,长篇叙事民歌《木兰诗》叙述了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既富有传奇色彩,又真切动人,具有浓郁的民歌特色,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敕勒歌》是一首敕勒人唱的民歌,具有北朝民歌所特有的明朗豪爽的风格,一直被后人所称道。
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196),下迄隋朝建立(489),前后约400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战争频仍,军阀割据,朝代更迭,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环境较为宽松、文学艺术极为活跃的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大转变,且极富创造性时期。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
诗歌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领域。我们从三个线索予以表述:
(1)时代线索: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其代表人物有“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诗歌,其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而真正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嵇康;太康诗歌,作家众多,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除左思外,成就不太高;永嘉诗坛,代表人物有刘琨、郭璞与玄言诗人许询、孙绰等;晋宋之际,陶渊明是成就最高的诗人;齐、梁永明体诗,代表人物有谢朓、王融、阴铿;梁、陈之际的宫体诗;北朝文学以庾信成就最高,庾信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
(2)内容线索:建安诗歌,悲伤离乱,慷慨苍凉,梗概多气,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被称为“建安风骨”;正始诗歌继承建安诗歌的传统,由于环境险恶,变慷慨用世为忧生嗟叹;太康诗歌重模拟、颂功德,重形式倾向明显,而左思则是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继承者。其《咏史》诗,借古讽今,抒写怀抱,笔力矫健。其后,鲍照《拟行难路》和《拟古》之作,情感抑郁、体气豪迈;庾信《拟咏怀》抒发悲愤,开绮艳、清新、老成的诗风。在玄言诗盛行之际,陶渊明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平淡自然之风开田园诗歌一派。谢灵运和谢朓完成了由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开山水诗一派。梁、陈时期的宫体诗风靡一时,这是诗风的一股逆流。
(3)体裁线索。曹操四言诗,曹植五言诗和建安七子的文人五言诗彬彬其盛,蔚为大观。永明体新诗的出现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七言诗也得到了开创和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标志着七言古诗的成熟;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制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发展了乐府诗;以四言写乐府,使四言诗出现中兴。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次集中的民间口头创作。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南朝民歌风格清丽柔弱,代表作为《西洲曲》;北朝民歌风健质朴,代表作为《木兰诗》。
散文一改两汉史传、政论独盛的局面,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与汉代散文相比,有四个特点:一、叙事言情的书信和山水散文兴起,用书信的形成写自然山水是魏晋南北朝散文的独创;二、历史传记逐渐独立于史书之外,成为文学传记;三、抒情成分增多;四、文章趋向骈俪。骈体文形成并臻于鼎盛。文章四六句型已成常规,追求精致的对仗、谐调的声律、使事用典、雕饰辞采、骈文创作盛极一时。辞赋由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并向骈化和律化方向发展。
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
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期,诗、赋、小说等体裁,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并奠定了它们在此后的发展方向。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文学出现的这些"新变",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南北朝文学是文学研究整体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建国以来,收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集体编写和专家个人编写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各有特色,其中有些著作还发生过较大影响。
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综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
近体诗
刘勰像
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自序。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贡献在以下两个方面: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在《文心雕龙》中创作论这一部分是全书精粹,书中有许多精辟的概括,如"神思"、"体性"、"风骨"、"定势"、"情采"、"隐秀"等,涉及形象思维、艺术想象、艺术风格、艺术构思等许多重要的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
魏晋南北朝绘画
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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