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碑刻_西汉碑刻隶书

当前文章目录：

• 1、汉代隶书有哪些碑刻
• 2、中国古代四大汉碑是指哪些?
• 3、孟孝踞碑是东汉还是西汉的碑刻？
• 4、大篆，小篆 隶书 楷书 分别是什么朝代起源的
• 5、现存的西汉摩崖刻石字有哪些??

汉代隶书有哪些碑刻

汉代十分重视书法教育，东汉灵帝设鸿都门学，使书法教育上升不独立的艺术教育，培养了一批书法人才。政府根据《尉律》来选拔书法人才，以通经艺取仕，有力地促进了书风的盛行。汉代以孝治天下，并有举孝廉制度，此风一开，厚葬盛行，加上士大夫们好名之风盛极一时，死后皆立碑颂其生平，为汉代的书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客观上促进了汉代碑刻艺术的发展。

东汉时期的隶书碑刻有三种风格。

一端庄平正、法度严谨类的碑刻。有《子游残石》《乙瑛碑》《袁博碑》《张景碑》《西岳华山庙碑》《史晨碑》《熹平石经》《王舍人碑》。

二是挺峻流丽、清劲秀逸一路的碑刻。有《礼器碑》《孔宙碑》《尹宙碑》《曹全碑》。

三是质朴高华、雄浑沈厚一路的碑刻。有《裴岑纪功碑》《鲜于璜碑》《衡方碑》《张迁碑》《石门颂》《封龙山颂》《西狭颂》《郙阁颂》。

中国古代四大汉碑是指哪些?

所谓四大汉碑、七大汉碑都是不准确的个人之见，各种汉碑都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在东汉晚期的仪式化，使它取得了官方正体的地位，由此．隶书由出自徒隶的庶民化书风，一跃而成为庙堂体。隶书的这种“文本”演化，超出了它汉碑的原初文化学规定，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误读”。

在很大程度上，汉隶极则是以汉碑为典范的，也就是说隶书与碑的结合才在终极意义上为隶变的完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在汉碑之前存在的简帛书法虽然已具有隶书的性质和风味，但它本身所包蕴的多极发展方向，使其处于一种不定的隶化进程中，而难以构成隶书的完型。汉碑是东晚期石刻制度仪式化及隶变终结的产物，官方碑刻制度的建立与隶书本体语言的高度成熟为汉碑奠定了文化物质基础。由此，站在书史立场上，虽然不能无视简帛书在隶书进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但将汉碑视作隶书的典范却无疑是符合书史事实的。

汉碑是东汉丧葬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所谓汉碑即指神道碑，这是汉碑与一般汉代刻石的重要区别。“今人谓文之载于石者皆曰碑，其实不然，刻碑之兴，当在汉季，古只谓之刻石。”墓碑的前身是碑。碑是古代宫庙门前及墓地用测日景、拴牲口以及穿绳作辘轳引棺下葬的竖石。据文献记载，碑早在周代就已产生。《仪礼·聘礼》：“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曩），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礼记·檀弓下》：“公室视丰碑。”郑玄注：“丰碑，断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乡率绕。天子六率四碑，前后各重鹿也。”《礼记·丧服大记》：“君葬，用辅，四绰二碑……大夫葬，用辐，二绰二碑……土葬，用国车，二绰无碑……凡封用绰去碑负引。”郑玄注：“凡柩车及圹，说（脱）载除饰而属绋于柩之缄，又树碑于圹之前后，以绋绕碑之鹿卢，鞔棺而下之。”

墓碑即源于周代圹墓用的大木为之“丰碑”。后因木质容易朽烂，汉碑遂改为石制。《释名·释典艺》：“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其辘轳以绳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书。后人因焉，故兼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

战国至西汉是墓碑的酝酿期，这个时期出现的秦代纪功刻石以及墓前石雕、坟坛，墓表、墓碣等墓地铭刻物是东汉墓碑产生的重要源头。

进入东汉中后期，特别是恒、灵之世，墓碑的发展达到成熟、鼎盛阶段。“汉以后，天下送死者靡，多作石室、石壁、碑铭等物”。东汉盛行厚葬，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墓碑的发展成熟。至此，无论是形制，还是书体、文体、墓碑的发展都极尽完美，完成了由上古穿绳引棺的丰碑到“追述君父之功美”的墓碑的演变。

汉碑的形制，可分为碑座，碑身和碑首三部分。碑座称“趺”，为长方形：有龟趺、方趺等。碑身则为长方形竖石，正面谓“阳”，刊刻碑文；碑的反面谓“阴”，刻题名；碑的左右两面谓“侧”，也用以刻写题名。碑首称“额”，用以刊刻标题，有半圆形，圭形和方形三种类型，四周多刻有螭龙、蟠螭雕饰。此外，“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晕者，乃墓碑施鹿虚之遗制。”汉末魏晋以后，穿晕逐渐消失。

根据汉碑的书体特征和风格倾向，汉碑可概括分为以下三类：

1、方拙朴茂，峻抒凌厉

这类汉碑有《张迁碑》、《鲜于璜碑》、《建安六年残碑》、《衡方碑》、《张寿碑》、《耿勋碑》、《刘熊碑》等。这派汉碑在图式上尚保持着早期汉隶朴拙博大的气象和自然意味，是最能体现汉碑雄强一路的作品，它们没有同期大多汉碑所表现出的精丽典雅、八分披拂的装饰意味，笔法方拙简真，尤见刀意。从隶变渊源来看，这类碑刻受简帛书法的影响极少，而是直接从西汉石刻嬗变而来，所不同的是，西汉石刻由于未脱篆意，线条追求圆厚，而这类作品则以刀掩笔，呈现出方拙峻厉的意态。这类碑刻以《张迁碑》为代表。由于在笔法方面与同期汉碑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后世对其笔法往往大加诋詈：“其字颇精，惜摹不工，全无笔法，阴尤不堪。”（清万经语）所谓“全无笔法”是指《张迁碑》不合汉碑蚕头雁尾，左规右矩之旨。事实上，《张迁碑》笔法在隶变趋于终结的东汉晚期出现，已具有楷隶之变的超前意义，其用笔开魏晋风气，是楷化的滥觞。康有为认为：“《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由此，以《张迁碑》为代表的方笔派汉碑在书史上不仅具有风格类型价值，同时，也具有深刻的书体变革意义。

2、典雅凝整，法度森严

这一类汉碑根据笔法可分为二类：A：肃括内劲：代表性汉碑有《礼器》、《史晨》、《乙瑛》、《华山庙碑》、《娄寿碑》、《张景碑》、《建宁残碑》、《朝侯小子残碑》、《李孟初神碑》等。这类作品皆为典型的庙堂正体，因此，刻写具精，八分披拂，装饰意味极浓。由于这类作品受儒家中和美学思想的整体笼罩，因而，其审美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对早期汉隶庶民化倾向的遵循，将简帛书法的“逸笔草草”做了有效的限制，而使其呈现出情理交融，文质彬彬的审美风范。在笔法上，这类碑刻在充分吸取汉简笔法的飘逸灵动的基础上，又加以刀法的融摄，从而使线条呈现出刀笔结合所特有的遒劲肃括、内敛潇落的颜致；B：灵动飘逸：这类碑刻有《孔宙碑》、《尹宙碑》、《韩仁铭》、《仓颉庙碑》、《孔彪碑》、《曹全碑》，这一类碑刻纵逸飞动、笔势开张，左右分驰，极尽其势，“虽规短整齐，一笔不苟，而姿媚却自横溢，此类汉碑直接由简帛书法演化而来，在笔法上充分吸取了汉简的灵动韵致，刀不掩笔，注重笔墨书写意味的传达，这是《孔宙碑》、《仓颉庙》碑，与《礼器碑》、《史晨碑》最大的不同点。因为庙堂正体，一为典重萧括，一为飘逸灵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二类碑刻对刀笔的不同倚重所致。

3、奇古浑朴，诡谲多变

这类碑刻有《夏承碑》、《礼三公山碑》、《鲁峻碑》。此派汉碑气格高古，带篆籀遗意，隶变程度不高，具有强烈的复古{顷向。与一般汉碑在书体，笔法方面差别很大。孙承泽《庚子消夏记》评《夏承碑》云：“其字肃中带篆及八分。洪承相为奇怪，真奇怪也。有疑其伪者，然笔致有一股英豪之气，决非后人所能及。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其书“高浑”，并云：“然有芝英、龙凤之势，盖以为中郎书也。吾谓《夏承》自是别体，若近今冬心，板桥之类。以《论语》核之，中非中郎·书也。”在笔法上，这类碑刻崇尚圆笔，极意波发，“凡勒笔、磔笔、擢笔，挑起处极丰肥。”（清万经语）《鲁峻碑》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杨守敬《平碑记》云：“丰腴雄伟，唐明皇、黍季海亦从此出，而肥浓太甚，无此气颧也。”这类碑刻由于追篆籀笔意，存有明显的复古倾向，因而在汉碑中处于非主流地位，影响很小，存数也不多。不过，此类碑刻对唐代隶书及北朝中后期摩崖经体书法却产生较大影响。

汉碑由庶民化的-早期汉隶演变而来，因而，作为庙堂正体的汉碑虽然出于文化功用目的而不得不对其所自出的早期汉隶——简帛、孽崖书法进行图式修正，但它却无法从整体上消除掉早期汉隶所具有的强烈的生命感，整体性力量和气势，由此，简帛、摩崖书法基于审美自由的生命原初力在很大程度仍然支配、影响着汉碑的风格生成，这也是构成汉碑千姿百态，风格类型多样化的一个重要史因。

孟孝踞碑是东汉还是西汉的碑刻？

汉《孟孝琚碑》位于云南省昭通市境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于昭通白泥井出土。此碑书法苍劲，文辞典雅，浑朴古茂，现嵌于凤池书院(今)壁。

现存孟孝琚碑，上端断残，下端完整，左有龙纹，右有虎纹，下有龟纹。残碑高1.33米，宽96厘米，碑文共15行，每行残存21字，(按上下文意推测，每行上缺7字)，隶书。由于碑文残缺，仅有"丙申"、"十月癸卯于茔西起攒，十一月乙卯平下"等字样，给确定建碑时间带来困难。学者们考证，各抒己见，聚讼纷纭，主要有西汉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永元八年(公元96年)、永寿二年(公元156年)、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等六说。前后相差竟达230年之久。据原碑的官刻、字体、文风来考查，以永寿2至3年立碑较为可信。

《孟孝琚碑》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从内容上看，它主要记述孟孝琚的生平。孟孝琚，原名孟广宗，"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群书)"，改名孟。他先聘"蜀郡何彦珍女"，未娶夭亡于武阳。其父的下属官员刻此碑送孝琚归葬朱提朱茔，以纪念死者，安慰亲属。由此可见当时的边疆少年是如何用心学习中原文化，钻研典籍，也透露出当时婚、丧习俗。从碑四周所刻的龙、虎、龟纹，可以窥见汉代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石刻艺术水平。从书法上看，碑文系方笔隶书，取势横扁，左右舒展，笔画瘦劲古朴。它的发现，不仅打破了"北方南圆"的陋说，而且可以探索"汉隶与今隶递嬗痕迹"。

此碑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从内容上看，它主要记述孟孝琚的生平。孟孝琚，原名孟广宗，"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群书)"，改名孟。他先聘"蜀郡何彦珍女"，未娶夭亡于武阳。其父的下属官员刻此碑送孝琚归葬朱提朱茔，以纪念死者，安慰亲属。由此可见当时的边疆少年是如何用心学习中原文化，钻研典籍，也透露出

大篆，小篆 隶书 楷书 分别是什么朝代起源的

大篆

西周后期，汉字由甲骨文发展演变为大篆。

大篆，也称籀（zhòu）文。是小篆前期文字，是小篆的基础。大篆，一般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流行于西土秦地的汉字，相传这种字体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著，故而又称为“籀文”。大篆的形体结构比六国古文一般要规整和繁复，它上承西周春秋金文，下启小篆，发展脉络是清晰可辨的。大篆文字的代表字体是唐时出土的“石鼓文”。

小篆

「篆」本是小篆、大篆的合称，因为习惯上把籀文称为大篆，故后人常把「篆文」专指小篆。小篆又称秦篆，是由大篆省略改变而来的一种字体，产生于战国后期的秦国，通行于秦代和西汉前期。战国时代，列国割据，各国文字没有统一，字体相当复杂，于是秦始皇便以秦国的文字篆体，施行「书同文」来统一天下的文字，废除六国文字中各种和秦国文字不同的形体，并将秦国固有的篆文形体进行省略删改，同时吸收民间文字中一些简体、俗字体，加以规范，就成一种新的字体—小篆。

中国文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轮廓、笔划、结构定型〉，象形意味消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人读方面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异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著重要的角色。 除了小篆，包含甲骨文、金文，被统称为中国字的古文字；古文字学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经济、法律、文化、科学技术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隶书

关于隶书的产生，有传说为程邈所创。程邈是秦朝的一个徒隶，因得罪秦始皇，被关监狱，他觉得狱官的腰牌用篆书书写很麻烦，就化圆为方，创出一种新书体。秦始皇看后很欣赏，不仅赦免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规定这种字体以后在官狱中使用。因为这种新书体起初专供隶役使用，而程邈又是徒隶，所以被称之为隶书，或谓佐书、佐隶。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而已，因为，实际上任何一种代表性书体的产生，不可能凭空出现，不可能是朝夕间可以完成的事情，只能经过一段相当的时间的渐变，逐步成型；至于某个人的贡献，一般只是综合整理、集其大成。隶书如此，楷书、行书、草书等的产生过程，亦是如此。

考古实物资料证明，战国至秦代的简牍墨迹，简化的和草化的篆书已然司空见惯，笔画减少，字形有长圆变为扁方，除上述“纯隶”之外，很多字的收笔开始出现捺脚波磔，称为“秦隶”（有“秦隶”之名，以区别于成熟期的汉隶，汉隶又有所谓古隶及八分等称谓，不必细分）。长沙马王堆帛书（如《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银雀山汉简以及居延汉简等大批墨迹书法，已有明显隶意，此则不但展露了由尚带篆意的浑朴的古隶如何演化到劲秀洒脱的标准汉隶的这一过程，也让我们真切地领略到了汉人隶书的风采。战国末期至秦间，隶书虽已露端倪，在民间也已使用，但隶书独立地占据统治地位，却在两汉，尤其在东汉，汉桓帝(147—167年)至汉灵帝(168-189年)间，当为隶书的全盛期。

隶书的产生，同后来的楷书、草书的产生一样，乃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大变革。倘若从文字史的角度看，隶书的出现，结束了以前古文字的象形特征，跨进了书写符号化的疆域。从书体史上观看，隶书则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书体演化的一大关捩。隶书的用笔，突破了篆书用笔单调的束缚，点划分明，方圆相济，轻重有致，尤具代表性的主笔捺脚——蚕头燕尾，一波三折。

此外，汉隶的雄强朴茂之风格，正从一个侧面反射出大汉帝国的壮阔景象。可惜，如此精彩纷呈的艺术，它们的创造者们，那些当时书丹的书家们，没有留下姓名，连相关的史料记载也少得可怜。

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树碑，当然是正经事，所以其书法风格庄重肃穆，当在情理之中。而汉简墨迹书法，则殊有不同之处，虽然也不失其谨严大度，但是毕竟随意些、自然些，于是，我们便可以真切地看到了汉人隶书的真面目，揣摩书家当时落笔时章法、结体以及用笔、用墨的诸般奥妙。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在这些汉简墨迹中，已经有了成熟的章草书和类似楷书、行书的东西，这则透露了魏晋楷书和晋人行草的消息。

除了这些珍贵的墨迹实物之外，汉隶中最具价值的，莫过于大批的东汉碑刻。

西汉碑刻如《五凤刻石》，与当时简书面目相仿佛，逮及东汉，隶书炉火纯青。彼时树碑之风甚烈，加之写手之层次多端，遂使各地碑刻隶书面目丰富无比。《张迁碑》、《张寿碑》、《曹全碑》、《鲜于璜碑》、《礼器碑》、《史晨碑》、《孔庙碑》、《朝侯小子残石》、《杨叔恭残碑》、《熹平残碑》、《乙瑛碑》、《衡方碑》、《夏承碑》、《张景碑》、《石门颂》、《西狭颂》、《孔庙碑》、《华山碑》、《封龙山颂》、《韩仁铭》……等等，各臻妙绝。

这些隶书虽然都是以称作“蚕头燕尾”的波笔捺脚为主要造型标志，但能各具特征特色，拉开距离，这不得不令人惊叹于汉人的艺术创造力。隶书仅就一种书体而言，在东汉获得了中国书法史上空前绝后的鼎盛期。汉代实在是中国书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黄金季节，尤其是隶书。近人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书莫盛于汉，非独气体所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除了作为主宰的隶书，在秦篆的基础上，汉代篆书也有所发扬，如《开母庙石阙铭》、《袁安碑》、《太室石阙碑》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汉碑碑额，亦篆亦隶，开装饰风一路。至于《祀三公山碑》则尤独特，篆而参隶，峭拔奇耸。

另有一些刻石和砖刻，如《公羊传碑》、《“急就”砖》等，亦引人注目，它们在为研究书体演化提供旁证的同时，还给我们以启示，出自民间书家的书法，其质朴不雕、天真率直，于法度谨严的传统之外别开生面。砖刻之外，汉代瓦当亦是中国书法史的珍宝，诚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所云“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

现存的西汉摩崖刻石字有哪些??

西汉至新莽时的刻石，屈指可数。其中篆书刻石有:

《群臣上醉刻石》[西汉后元六年(前158)]。道光年间发现于河北永年县。

《鲁灵光殿址刻石》l西汉中元元年(前149)], 1941年于山东曲阜城东北汉代兽灵光殿遗址出土。

《瞿去病墓左司空刻石》(西汉武帝中期)。1957年发现于茂陵霍去病墓石兽雕刻上。

《甘泉山刻石》，又名《广陵中殿石题记》(西汉武帝至宣帝时期)。清嘉庆十一年阮元在江苏扬州甘泉山发现。

《九龙山封门刻石》(西汉中晚期)。1970年出土于山东曲阜县九龙山，现藏曲阜碑林。

《居摄两坟坛刻石》〔西汉居摄二年(7)」。最早记载于宋赵明诚《金石录》。

现藏曲阜碑林。

《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墓题记》〔新莽天凤五年(18)], 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唐河县，现藏南阳市博物馆。

上述这些篆书刻石大多粗糙、简率。书风已不同程度地受到隶变大潮的浸染，与秦代小篆刻石的精密、规整形成鲜明的对照。新莽时的《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墓题记》由九处刻石组成，字数多达八十四字，为这一时期篆书刻石之冠，与其他简率刻石的不同之处是，屈曲盘绕，具装饰之美，与印章和署书使用的缪篆为同一系统(图33), 1973年出土于甘肃省居延肩水金关遗址的《张掖都尉菜信》(西汉末至新莽时期)，195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县磨嘴子汉墓的《枢铭》三种(新莽至东汉初期)，虽是书写于织布上的墨书，但与《孺久墓题记》书风相似，笔画屈曲抖动，有虫书笔意。“菜信”一称“蟠信”，“枢铭”又称“族铭”，与幅信均有符证之性质。《说文解字·叙》记有新莽六书，云:鸟虫书“所以书蟠信也”。因此鸟虫书也罢，署书也罢，都可看成是当时的装饰文字。上述这几件作品可为代表。

西汉的隶书刻石亦所见不多，如:

《霍去病墓霍臣孟文字刻石》[西汉武帝中期，霍去病卒于元狩六年(前117))。此刻石铭文与同墓镇墓石兽浑然一体，风格雄健古朴，气格博大。

《五风二年刻石》一名《鲁孝王淬池刻石》【汉宜帝五凤二年(前56) ]。金明昌二年(1191)因修理孔庙，于鲁灵光殿址钓鱼池石块上发现。其为西汉刻石中艺术价值较高者，布局自然，略见汉简笔意。现藏曲阜孔庙东房碑石陈列馆。

《巴州民杨量买山地记》〔西汉地节二年(前68)]。相传于道光年间在四川发现。石毁于咸丰十年(1860),

《鹿孝禹刻石》[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清同治九年(1870)于山东费城平邑镇出土，现藏山东省博物馆。此刻石与西汉其他隶书刻石不同，已见清晰的波挑笔意，然刻工不精。

以上这些西汉的隶书刻石虽形构已脱去篆书遗意而完全隶化，但大多波碟不明，刻工在雕刻时仍沿用着篆书时代的刀法，这在同时代的金文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这种雕刻方法，一直延续到新莽时代及东汉初期。如:

《莱子侯刻石》[新莽天凤三年(16)]。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王仲磊发现于山东邹县卧虎山下，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杨守敬评日:“苍劲简质。”。此刻石用刀犀利，结字方峻，颇类汉代金文风采。

《三老讳字忌日记》(东汉早期)。清咸丰二年(1852)于浙江徐姚县客星山下出土，石在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2)后数年立，现藏杭州孤山西怜印社。此刻石无明显波碟。顾燮光评日:“书体浑穆，如锥画沙。”

《郎君开通褒斜道刻石》【东汉永平六年(63)]。石原在陕西褒城县(今勉县)北石门中，为摩崖刻石。现石移至汉中博物馆。杨守敬评曰:“按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

百代而下，无从摹拟，此之谓神品。”“，

《大吉买山地记》[东汉建初元年(76)],摩崖刻石.每字字径为16一17厘米，最大者为23厘米，是汉代字迹最大的刻石。清道光三年(1823)于浙江会稽跳山(又名乌石山)发现。此刻石章法茂密，方中寓圆，笔画厚重而古拙.与瘦劲的《莱子侯刻石》《褒斜道刻石》异趣。

《侍廷里父老0买田约束石券》[东汉建初二年(77)], 1973年出土于河南省堰师县，现藏县文物管理所。石面为未经研磨的自然平面，铭文多达213字，为东汉初期罕见之长文。此刻结字重心较低，朴实无华，虽于刀刻中可见分书的波挑笔法，但是沉厚不扬，隶意尚不明显。

不难发现上述西汉至东汉初期的隶书碑刻，与以后精美的东汉隶书碑刻相比较，均具有“原始美”的特征，这便是被人们称之为古拙、浑穆的原因。从现有资料可知，以《马王堆帛书》为典型的汉初古隶，因其保留了大量的篆书形构，而具有非篆非隶的审美特征。而古隶最迟于武帝时期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成熟的汉隶—分书，因此我们得出的判断是，上述武帝时期以后的西汉隶书刻石，从书体上说并不属于古隶.清代人评述它们兼有篆书的遗意，或将它们称为古隶，完全不是因为它们是否还具有篆书形构，而是在对古隶的原貌弄不清的情况下，凭借一种原始美的感觉来判断的。这种感觉正来自于当时的刻工还沿用了旧的篆书雕刻方法，清代魏锡曾对《三老忌日碑》的刻法作过认真的研究.说:“三老椎凿而成，锋从中下，不似他碑双刀，故每作一画，石肤折裂如松皮。”可见当时的多数刻工还无法在雕刻中再现隶书已成熟起来的笔法，因此也可以看到刻石铭辞的风气至东汉初期尚未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