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医王九峰-王九峰医案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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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古代著名医案都有啥？
• 2、清代名医王九峰医案精华的txt全集下载地址
• 3、马万里的相关人物
• 4、揭秘1880年民间专家组会诊慈禧太后前后
• 5、【王洪图】黄帝内经80讲-第5讲阴阳五行概述
• 6、晚清时期的著名中医有哪些?

古代著名医案都有啥？

中医治病时对有关症状、处方、用药等的记录,多用做书名,如清代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近人秦伯未的《清代名医医案》等

即病案。是医生治疗疾病时辨证、立法、处方用药的连续记录。汉代名医淳于意创造性地记载了自己治疗的二十五例医案，当时称为《诊籍》。包括有患者姓名、地址、职业、病理、辨证、治疗、预后等。后世医家有将自己所治疗的病案记录整理而为个人医案者。也有专门选取古今名家医案汇编成册者，如《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古今医案按》等。

中医医案起源很早，其萌芽可追溯到周代。据《周礼》记载，当时的医生已有关于疾病名称及治疗结果的记录，但其作用主要是用于评定医生的疗效，从而确定其等级，以发薪俸。此外，《左传》及先秦诸子著作中，也有散在的关于医家诊治疾病的记载，均可视为医案之雏形。现今所见最早有实际内容的医案，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所载扁鹊治赵简子、虢太子、齐桓侯三案及淳于意的诊籍。尤其后者，被视为后世医家之滥觞。淳于意诊籍共25则，每则载有患者姓氏、住址、职务、病名、脉象、治法及预后等内容，涉及内、外、伤、妇、儿各科病证。诊法以脉为主，兼有病机分析。治法有药物、针刺、熏洗等，用药或汤或丸或酒。更可贵的是，除治愈者外，诊籍还记录了10个死亡病例，这种事实求是的态度，反映了早期医案朴实无华的风格特点。

秦汉以降，医学崇尚方书，直至隋唐五代，医案未能取得突破性发展。这一时期，医案散见于医籍和文史书中，数量少，内容简。如《千金要方》所载数案，多为孙思邈自治案，目的主要是用以证明某方、某药的疗效，缺乏对病证的详细描述及分析。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医案，仍有其朴实典雅、医文融会等可取之处，从中亦可得到启迪。

宋金元时期为医案空前发展的阶段。医案专著开始出现、医籍附案逐渐增多、医家立案蔚然成风、医案风格异彩纷呈，是这一时期医案发展的主要特点。

宋·许叔微的《伤寒九十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案专著。该书将常见的伤寒病证方分为90种，每证一案。立案严谨，内容全面完整，且以《内经》、《难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为依据，对医案加以剖析，颇有启发。清代医家余震称赞本书：“所存医案数十条，皆有发明，可为后学楷模。”

医籍附案虽起源很早，但较为零散，比较集中的医籍附案，实始于宋。如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卷中，载儿科医案23则，涉及病证十几种，或分析病因病机，或阐明方药运用，充分体现了钱氏的儿科学术特点。此书不仅以论附案为其特点，而且也是最早的专科医案。此外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以及这一时期众多医家的医著，也大都附有医案。如杨介、孙兆、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陈自明、王好古、罗天益、滑寿等，均有医案传世。随着医案的增加，其形式、风格及叙案方式亦有所变化。如有的以论附案，有的夹论夹案，有的边论边案，但目的均在于以案证理。

如张子和医案，见于《儒门事亲》，约200余则，其案记述病因、辩证、治法、立方较详，用药多主寒凉，擅用汗、吐、下三法，体现了张子和以攻邪为主的学术特点。李东垣医案，散见于《脾胃论》、《兰室秘藏》二书，述案周详，辩证确切，处方药多量轻，擅用升阳益气之法，反映了李东垣善于扶正祛邪、顾护正气的风格。朱丹溪医案，流传较多，多以夹叙夹议的写法，阐明其滋阴降火的学术特点。

上述医案，不仅充分反映了各医家不同的学术观点、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也为后世医案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医案发展至明代，各方面均渐趋成熟。个人医案专著大量增加，医案类书出现，以及对医案开始进行研究，是这一时期医案成熟的重要标志。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明代个人医案专著约有30余种。较有代表性的如《石山医案》、《周慎斋医案》、《孙文垣医案》、《王肯堂医案》《奇效医述》、《易氏医案》、《李中梓医案》等。此外医籍附案的数量和种类也大大超过前代，如《景岳全书》、《滇南本草》、《医宗必读》、《本草纲目》、《针灸大成》、《医学正传》、《外科正宗》、《一草亭目科》、《济阴纲目》等书，所附医案数量可观，涉及临床各科。在医案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主要表现在：①内容完整、客观；②格式多样、规范；③说理透彻、详明；④文笔秀美、流畅。

更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医案类书--《名医类案》。该书为江瓘编著，12卷，荟集明代以前历代医家医案及经史百家中所载医案近3000例，以病证分为205门。所载医案以内科为主，兼及外、妇、五官各科。每案记医者姓名及患者年龄，体质、症状、诊断、治法、方药等，而且许多医案附有夹注或按语，以“宣明往范，昭示来学，既不诡于圣经，复易通乎平俗”。该书不仅开我国医案类书之先河，而且也是第一部研究古代医案的专著。所载诸案，不仅反映了所辑前贤的精湛医术及临证经验，而且为研究这些医家的学术思想留下了宝贵资料。

此期除了对医案的广泛性研究外，一些医家还开始对医案的书写格式与规范进行了专门研究。首先是《韩氏医通》提出医案要“望、闻、问、切、论、治六法必书”，并示以格式。其后吴昆在《脉语》中对此又作了修改和补充，提出了“七书一引”的书写方法，对医案的书写内容和格式做了更为详细的说明。这些观点的提出，起到了促进医案向规范化、科学化发展的作用，对后世医案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清代是医案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有大量的医案问世，而且书写和编纂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理论与临床的结合更加紧密，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医学术的发展。概括本时期医案的特点，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⑴ 医案大量涌现，形式种类多样。

经初步统计，清代医家撰写的医案专著达200余种。就著作的形式而言，门类俱全，风格多样，既有个人医案、医案类书、医案丛书，又有专科医案、专题医案、会诊医案、医案评注及宫廷医案等。就编写形式而言，匠心独运，各具特色，如有的叙证简要，寓意深刻；有的详说细解，记叙明畅；有的善引经典，重在说理；有的强调治法，示人规矩；有的脉因证治，井然有序。

⑵ 医家重视医案，立案已成风尚。

清代医案之所以有所成就，在于医家们对医案的普遍关注。一方面医家对前贤医案倍加珍视，如余震曾云：“成案甚多，医之法在是，法之巧亦在是，尽可揣摩。”（《古今医案按·序》）王燕昌亦云：“名医立案，各有心得，流传既久，嘉惠无穷。盖临证多则阅理精，练事深则处方稳，此前贤医案所以可贵也。”（《王氏医存·凡例》）另一方面，医家对个人撰写医案格外重视，徐灵胎指出：“故治病之法，必宜先立医案。”王达士《医权初编》亦云：“医者立方，当先立案。”足见当时医家书写医案已蔚然成风。传世医案较有影响的如喻昌《寓意草》、马元仪《印机草》、尤在泾《静香楼医案》、齐有堂《齐氏医案》、《王九峰临证医案》、顾晓澜《吴门治验录》、《吴鞠通医案》、王孟英《王氏医案》、蒋宝素《问斋医案》、谢映庐《得心集医案》、《费伯雄医案》、王旭高《环溪草堂医案》、余听鸿《诊余集》等等，枚不胜举，可谓名家辈出，各领风骚。各案虽风格有所差异，但都反映了各自独特的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为后人所称道。

⑶ 重视医案研究，大量合刊汇编。

明末清初医家喻嘉言在《寓意草》中，除记载了60多则疑难杂证病案外，还于开篇“先议病后用药”之后，撰“与门人订议病式”。“议病式”在韩懋、吴昆等人的基础上，对撰写医案的内容与格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态度应严肃认真，内容应详尽（包括诊病时间、地点、患者一般情况、症状、脉象、辩证、治则、方药、预后等），理法方药应齐备。这一设想不仅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而且对于医疗经验的总结、医疗效果的提高、医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医疗档案的保存，均十分有益，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在类书的编纂方面，出现了现存篇幅最大的医案类书--《续名医类案》，该书是《名医类案》的姊妹篇，收集清乾隆及以前医案5000余首，计分345门，对《名医类案》多所补充。

此外，清代还有许多合刊类医案问世，较著名者有《三家合刻医案》和《柳选四家医案》等。此类医案为编纂者精选汇集而成，多能代表医家学术思想及治疗经验之精华，故虽载案数量不多，但质量和价值较高。在医案评注方面，亦较前代有长足进展。其中余震的《古今医案按》为评注式医案中不可多得之作。该书以证统案，选辑上至仓公，下至叶天士共60多位医家的千余则医案，选加按语530余条，析疑解惑，画龙点睛，评论精辟，对于研习古今医案，大有裨益。后经王孟英择其优者再加评按，其参考价值更大。

清代以降，医案的发展未在出现新的高潮，但学者对医案的认识和评价，则较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如章太炎先生曾说：“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钻研，事半功倍。”又如张山雷在《古今医案评议》中说：“医书论证，但纪其常，而兼证之纷淆，病源之递嬗，则万不能条分缕析，反致杂乱无章。惟医案则恒随见症为迁移，活泼无方，具有万变无穷之妙，俨如病人在侧，馨咳亲闻。所以多读医案，绝胜于随侍名医，直不啻聚古今之良医，而相与唔对一堂，从上下其议论，何快如之？”其言发自肺腑，颇为真切。

在撰写风格上，或继承明清两代的特点，从传统的中医理法方药着手，重点阐发病因病机、治法方药。或对传统医案加以变革，采用中西汇通的观点叙述医案。后者以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附案为代表。再如曹颖甫《经方实验录》，处方以仲景为宗，说理则中西兼融，颇具特色。民国时期徐衡之等所编《宋元明清名医类案》、何廉臣所编《全国名医验案类编》，均分类恰当，间有评议，有一定实用价值。

各个历史时期众多医家不同风格的医案，不仅是我国历代医家临床实践经验的结晶，也是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瑰宝。在众多的医案中，既有丰富的医学理论，又有大量的医疗经验；既有辨证方法，又有处方用药；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既有详明者令人百读不厌，又有简要者令人寻味无穷；既有一般病而诊疗别具一格，又有疑难证而处治独辟蹊径。

总之，中医医案浓缩、涵盖了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各方面的知识，可谓博大精神。学习和研究医案，不仅能丰富和深化理论知识，而且可以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开阔视野，启迪思路。因此，医案对于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者来说，当时必修之学。

（以上内容转引自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话医论名著集成·前言》）

吴鞠通医案，古今医案按，临证指南医案，叶天士医案精华，丁甘仁医案，三家医案合刻，也是山人医案，王氏医案绎注，未刻本叶氏医案，何澹安医案，花韵楼医案，孙文垣医案，马培之医案，张聿青医案，张畹香医案，曹仁伯医案论，程杏轩医案，丛桂草堂医案，王旭高临证医案，邵兰荪医案，许氏医案

何谓医案？医案，又称诊籍、脉案、方案、病案，是中医诊疗活动的记录，现称病历（例）。 中医医案，是中医理、法、方、药综合运用的具体反映形式，它不仅是医疗活动的真实记录，而且还反应了医家的临床经验及思维活动。由于医家所处时代不同，学识、爱好、修养等各异，因此历代医案的数量、形式、体裁、风格亦不尽相同。　中医诊治疾病过程的记录，后发展为中医著作的一种类型。西汉医家淳于意(即仓公)的“诊籍”是现知最早的医案。《史记》转载了其中的25位患者的姓名、里籍、职业、病证，以及有关的诊断、处方用药和转归。此后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等许多医方书中常夹带记载治疗案例。医案便于总结临床经验，启迪思路，所谓“医之有案，如弈者之谱，可按而复也”(清代俞震《古今医案按》)。因此，将医案汇集成书，就成了中医文献中颇有特色的一类著作。现一般认为宋代许叔微《伤寒九十论》为现存最早的医案专著。明清以后，医案著作越来越多。

按作者来分，医案有独家医案和诸家医案合编两大类。独家医案著名的有明代汪机《石山医案》，明末清初喻嘉言《寓意草》，清代叶天士《临证医案指南》、吴鞠通《吴鞠通医案》,近现代的《丁甘仁医案》和《蒲辅周医案》等。汇萃诸家医案的代表作则有明代江瓘《名医类案》，清代魏之琇《续名医类案》、柳宝诒《柳选四家医案》、俞震《古今医案按》之类。此外，还有按时代编集之医案，如《宋元明清名医类案》(徐衡之等)、《清代名医医案菁华》(秦伯未)、民国间《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何廉臣)、《现代名中医类案选》(余瀛鳌等)。

中医医案的写法不一，或繁或简，风格各异。好的医案应该融合理、法、方、药于一体，反映辨证论治全过程。医案要求记录患者的病史、症状、脉象、舌象等，探求疾病发生的内在机理，并据此立法、处方、用药。医案虽不求有症必记，但须突出有辨证意义的主症。有些古代医案每例仅寥寥数语，但却能画龙点睛，如实反映治疗过程和思路，如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也有些医案系追忆而成，并加评述，其特点是能展示整个治疗过程中的关键部分和治疗心得，如喻嘉言《寓意草》。此类型的医案又兼有医话(医学随笔)的性质。近现代中医医案逐步汲取西医病历的长处，日趋规范化，但仍保持理、法、方、药齐备的特色，发挥着及时总结交流现代中医临证经验的积极作用。1、《黄帝八十一难经》（据说上古神医扁鹊著，至今医学的飞速发展也没有超越它。）2、《阴阳十一脉灸经》（马王堆出土帛书，春秋？）《足臂十一脉灸经》（马王堆出土帛书，春秋？）《黄帝针经》（战国？）3、《黄帝明堂灸经》（唐？）4、《灸膏肓俞穴法》（北宋医学家 庄绰。）《针灸资生经》（南宋针灸学家 王执中）《备急灸法 》 （南宋针灸学家 闻人耆年）《子午流注针经》（金代针灸学家 何若愚）《针经指南》（金元时期针灸家 窦默）《针灸四书》（元代针灸家 窦桂芳）《针经摘英集》（元代医家 杜思敬）《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元·王国瑞）《金兰循经取穴图解》（元·忽公泰）5、《针灸大全》（明代针灸学家 徐 凤） 《奇经八脉考》（明·李时珍）《针灸聚英（明代针灸医家 高 武）《针炙节要聚英 》（明·高 武）《经络全书》（明·徐曾）《针灸问对》（明·汪 机）先秦：《神农本草经》神农氏 《皇帝内经》汉代：马王堆汉墓医书 《黄帝内经素问》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张仲景《金匮要略》唐代：孙思邈，《千金方》，明代：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葛洪《肘后备急方》、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苏敬《新修本草》 、王焘《外台秘要》、元丹贡布《四部医典》、《太平圣惠方》、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北宋：宋慈《洗冤集录》回回药方 忽思慧《饮膳正要》、许国祯《御药院方》 、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张子和《儒门事亲》、朱丹溪《格致余论》、李东垣《脾胃论》、李时珍与《本草纲目》、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吴又可《温疫论》、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吴鞠通《温病条辨》、王孟英《温热经纬》、薛生白《湿热条辨》、王清任《医林改错》、《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圣济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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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万里的相关人物

雷沛鸿（1888—1967），字宾南，广西南宁津头村人。

雷沛鸿是我国近现代伟大的教育革新家、教育思想家，系马万里的妹夫（马万里胞妹马清和的丈夫）。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参加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1919年赴美国到哈佛大学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到桂林任广西同盟会机关报《南风报》编辑；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南宁，争取陆荣廷响应，宣布广西独立。后历任广西省公署教育科长、广东甲种工业学校校长、上海法政大学经济系主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出国考察教育。后五任广西省教育厅长，创办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和广西省立西江学院，曾出掌广西大学和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所。1967年7月21日在广西逝世，终年79岁。

雷沛鸿在教育厅长任上，大力推行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创设国民中学制度，开展成人教育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委、致公党广西区委主任委员、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侨联主席、全国侨委委员等职。

著有《英宪精义》、《英国成人教育》、《丹麦成人教育》、《国民基础教育论丛》、《广西地方文化研究一得》等。

马万里在广西期间，为协助雷沛鸿发展广西地方基础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初至广西，马万里在与黄宾虹举办联合画展之后，便接受了雷氏的邀请入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任教；抗战胜利后，又曾回广西在南宁、桂林、梧州等地举办画展为雷沛鸿筹办广西省立西江学院（现广西大学前身之一）募集建校资金，捐献书画作品两百余幅；其后为广西医学院（现广西医科大学，雷沛鸿当时任主要筹备委员）筹募建设院舍资金奔忙，先后义卖个人作品及藏作百余幅。 金默玉（1918年—2014年），女，原名爱新觉罗·显琦，1918年9月14日生于辽宁省旅顺市，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格格，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马万里的第三任妻子。金默玉是清末八大亲王之一的肃亲王善耆最小的女儿，年仅3岁时父母双亡，由同父异母的三位姐姐抚养长大。

金默玉的父亲是爱新觉罗·善耆，清朝八大世袭亲王之一的第十世肃亲王。肃亲王有一个正妃、四个侧妃，一共生有38个子女，其中21个儿子、17个女儿。年龄最小的四侧妃，生了3个女儿：最大的叫原名爱新觉罗·显玗，汉化姓名叫金璧辉，她就是被称为“东方的玛塔·哈丽”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 ；而最小的就是在旅顺出生的金默玉，满族姓名为爱新觉罗·显琦。

金默玉与马万里于1954年在北京经许麟庐介绍相识并结婚，开启了一段缠绵悱恻、纠结半生的悲恋。

金默玉于2014年5月26日病逝，享年95岁。 马培之（1820—1903），清代名医，字文植，以字行。江苏武进孟河镇人，孟河医派代表人物，被誉为“江南第一圣手”。他是现代著名书画篆刻艺术家、美术教育家马万里的曾祖父。 其祖上自明代马院判起即世代业医，培之自幼随其祖父名医马省三习医16年，尽得其学；后又博采王九峰、费伯雄等医家之说，融会贯通。他为晚清著名学者俞樾的治病经历，使其医名大噪；又应诏入宫为慈禧诊病，慈禧称赞他“脉理精细”，手书“务存精要”匾额，赐三品官，名震四方。孟河四大家中巢、丁两家的代表人物巢渭芳与丁甘仁皆受业于马培之；清末名医邓星伯亦是马氏门生。

马培之，讳文植，晚号退叟，清·武进之孟河人，生于嘉庆庚辰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侨寓吴中瓣莲巷，光绪癸卯年卒（光绪廿九年，1903年）。其祖上自明代马院判起即世代业医，马自幼随其祖父名医马省三习医16年，尽得其学。后又博采王九峰、费伯雄等医家之说，融会贯通。马培之本姓蒋，因其祖先学医于马氏，遂从马姓。同、光时最负盛名。其为翰林院编修余鉴及晚清著名学者俞樾的治病经历，使其医誉更隆，名震大江南北。经江苏巡抚吴元炳推荐，于光绪六年（1880年）应诏入京为西太后（慈禧）治病。太后疾愈，遂赐御书“福”字及“务存精要”匾额各一，由此蜚声医坛，人称“徵君”。其医学为多学科，熔伤寒温病为一炉。马氏门生甚众，比较著名的传人有巢渭芳、丁甘仁、邓星伯、马伯藩、贺继衡等。

马氏对中医各科都有高深的造诣和成就，尤以外科见长。学术上推崇王氏全生派，同时亦能吸收正宗、心得两派之精华而发明之。其外科著作有《马评外科证治全生集》（亦即《外科证治全生集》）、《医略存真》、《外科传薪集》、《外科集腋》等，另其门人整理有《马氏医案》（即《马培之外科医案》）。 蒋维崧（1915—2006），字峻斋，当代著名文字语言学家、书法篆刻家。系马万里先生的表弟。1915年生于江苏常州，193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央大学助教，广西大学讲师，山东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文史哲研究所副所长，山东省文史馆馆员、西泠印社顾问、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委员、《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山东省语言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2001年受聘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成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学专业文字学（含书法）博士生导师。与魏启后、陈左黄、高小岩、宗惟成一起被称为“山东五老”。

蒋维崧先生以文字学研究而闻名于世，同时又精于书法、篆刻，为世人所共仰。蒋维崧先生从教六十余年，曾主持《汉语大词典》山东编写组工作长达十年之久，为辞书编纂积累了重要经验。蒋维崧先生著有《汉字浅学》及语言文字学专著、论文多篇，近几年先后出版了《蒋维崧印存》、《蒋维崧临商周金文》、《蒋维崧书迹》、《蒋维崧书法集》等作品集，并于2003年向山东大学捐献书法作品六十余幅，供学校博物馆永久珍藏。 马慧先，别名佛慧，笔名天澈，号百花室主。1929年生，江苏武进人，当代著名画家。马慧先系国内外著名书画篆刻家马万里之女。自幼随父学画，得其真传，擅画花卉、仕女、草虫走兽。曾先后就读于桂林美专(现广西艺术学院前身)与中央美术学院。曾任广西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南宁市第四、五届政协委员。现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文化艺术委员会学术委员，马万里中国画艺术研究会会长，广西美术家协会会员，广西文史馆馆员，南宁市美术家协会顾问，南宁市文化艺术协会理事，南宁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1990年因“为我国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受到国家轻工业部嘉奖表彰。主要作品有《秋趣》、《天女散花》、《百花竞艳》、《十分春色》等。

马慧先画风清丽隽秀，继承其父万里先生雅俗共赏的小写意风格。其作品多为花鸟草木、走兽虫鱼，其中尤以紫藤、百花、葡萄、仕女题材最多。“其作品落墨洁净、设色妍雅，有乃父之风。”

揭秘1880年民间专家组会诊慈禧太后前后

 揭秘1880年民间专家组会诊慈禧太后前后

光绪六年（1880）春，中俄两国因交涉收回新疆伊犁，双方剑拔弩张，局势危急。而慈禧太后却患病不理朝政，太医连续治疗，病情始终未见好转。

最早记录慈禧太后生病的，是军机大臣王文韶。他在二月初二日（3月12日）的日记中说：

入对一刻许，慈禧太后圣躬欠安，召见时慈安太后在座。交看药方并谕知病状，意甚焦急。盖缘思虑伤脾，眠食俱损，近日益不能支。

在翁同和此后的日记中，也出现了慈禧“夜不成寐，饮食少，面色萎黄口干”；“多步履则气怯心空”，“郁闷太息，肩重腰酸，饮食少味，心脾久虚”；“多言则倦，多食则滞，多步则涩”；“痰带血丝”，“便溏气弱”等内容。二月初八日，翁同和更在日记中特别写道：

自初二起召见办事，皆慈安太后御帘内，十余年来此为创建也。

朝廷大臣中的好事者，开始酝酿要请外面的民间医生来为慈禧治病。时任左庶子的张之洞，在一封写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密信中首先提出：

西圣病体未愈，尚医万不可恃，可否商之诸邸，驰召良医数人来都，以备参酌，轮舶迅疾，旬余可到，及今调理，尚易为力，秋深更费手矣。重臣切近，此举似亦常措意也。

费伯熊、马佩芝，均常州人，江南人人知名，翁叔平稔知。

程春藻，安徽人，现官湖北候补道，署湖北盐道，医素有名，去冬李相太夫人病重，服其药而愈，此外奏效蔼多。姑举数人，此外如有知名者，无妨多召数人，干隆间徐灵胎两次 *** 入京，诊宫闱之疾，洄溪医案载之甚详。此故事也。

清朝外廷很少介入宫闱事务，慈禧太后的病况和医案虽然在极小范围内向上层官员公布，但实情究竟如何，其实谁也说不清楚。张之洞敢于向李鸿藻进言，正是清流无所畏惧的脾气和异想天开的谋画，所表达的，是对朝廷的赤胆忠诚和对慈禧太后健康的关切。此事如何在清流和顶层官场中运作，今人知之不详，但最后上疏的，是另一位清流宝廷，他“请召中外大臣博访名医以闻，令随同太医诊视”。很多人都为宝廷的建言捏一把汗。宝廷表示，“国事日棘，不暇顾也。”奏上，得到太后本人的同意。旋发布上谕：

军机大臣字寄上谕：

顺天府 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 两江总督刘 湖广总督李 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吴 安徽巡抚裕 江西巡抚李 浙江巡抚谭 山东巡抚周 山西巡抚一等威毅伯曾 湖南巡抚涂 湖北巡抚彭 湖南巡抚李 传谕护理江苏巡抚布政司谭钧培：

光绪六年六月初七日（7月13日）奉上谕，现在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圣躬欠安，已逾数月，叠经太医院进方调理，尚未大安。外省讲求岐黄脉理精细者，谅不乏人，著该府尹督抚等详细延访，如有真知其人医理可靠者，无论官绅士民，即派员伴送来京，由内务府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奏明请旨。其江苏等省咨送之人，即乘坐轮船来京，以期迅速。将此谕知顺天府并由五百里谕令李鸿章、刘坤一、李瀚章、吴元炳、裕禄、李文敏、谭钟麟、周恒祺、曾国荃、涂宗瀛、彭祖贤、李明墀传谕谭钧培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从上谕中提及江苏咨送之人请乘轮船来京等内容，明显可以看到张之洞密信的痕迹，证明李鸿藻按此建言，在军机大臣中进行了沟通，也反映出慈禧太后对太医的治疗产生厌倦，愿意听取民间医生的看法。于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推荐的山东候补道薛福辰、山西巡抚曾国荃推荐的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江苏巡抚吴元炳推荐的江苏武进县孟和镇地方职员马文植、江西巡抚李文敏推荐的江西县丞赵天向、浙江巡抚谭钟麟推荐的浙江鹾尹薛宝田、浙江淳安县教谕仲学辂、湖南巡抚李明墀推荐的新宁知县连自华、湖北巡抚荐彭祖贤推荐的湖北盐法道程春藻等八位医生相继来到了北京。此外，丁忧在籍的前湖北巡抚潘霨也被举荐诊视，但他到京后就称病回避了。

薛福辰，字振美，号抚屏，江苏无锡人，生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清末外交官薛福成之长兄。幼年聪慧过人，七岁能试作文章。年稍长，博览经史。道光三十年考取秀才，咸丰五年（1855）参加顺天乡试，中第二名举人。后在北京任工部员外郎。咸丰八年，因父病故，扶柩归里。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克无锡，他去李鸿章幕府供职。后提任为候补知府，到山东补用。时黄河缺口，泛滥成灾，山东巡抚丁宝桢知其对水利素有研究，请他去助治。他亲驻侯家林，综理全局，组织民工，经过四十五天的日夜抢险，堵塞各处缺口，节省帑银一百数十万两。因治河有功，调任候补道员，补山东济东泰武临道。薛福辰自习医书，历时五六载，竟精通诸家医书。

汪守正，字子常，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道光九年（1829）。祖籍安徽，由附贡生报捐知县，指分河南补用，同治十年补授山西虞乡知县，十二年调平遥知县。光绪三、四年，华北大旱，三晋赤地千里，汪守正因赈灾有名，为曾国荃所赏识，自后“晋省凡有大灾及一切兴作救灾之事，靡不借重”，以致“山西之民，士农工商，靡不知之”。光绪五年调补阳曲知县。

马文植，名培之，以字行，清代江苏武进孟河人，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其祖父马省三，本姓蒋，学医于马氏，就从师姓，以医闻名于当时。马文植少时攻诸生，就学习家传医学。随其祖父治医，达十六年之久，尽得其学，后又旁收王九峰、费伯雄之学术经验，融会贯通，成为马家造诣最深、操技最精、影响最大的一代医家。世人称其“外科见长而以内科成名”。在张之洞给李鸿藻的密信中，就推荐了他，并写成“马佩芝”。

赵天向，字德与，安徽太平县仙源人。历任江西高安、安仁等县县丞、布政司经历、按察司司狱、南昌府经历，精医术。

薛宝田，字心农，江苏如皋丁堰镇人，生于嘉庆二十年（1815）。他的曾祖父薛梅苑是清初名医，干隆年间，以八十多岁高龄驰赴易州，治愈了干隆帝十额驸的病。父亲薛银槎也是国手。出生在这样一个岐黄世家的薛宝田，自然“能世其家，于岐黄诸书，无不得其奥秘”。道光年间，他以明经身份“任上元县教谕”，四十六岁时改任鹾尹（盐场小吏），分发浙江候补。在浙江期间，由于上层人物知道他精于医术，都请他治病，由此医名大著，求他医治的人“踵相接”。由此名满杭州，大府寅寮咸器重之。

仲学辂，字昴庭，浙江钱塘长命乡仲家村人。少年时研习经史，兼修医学。光绪元年（1875）中举人，后授宁波教谕，在公务之余，仲学辂为人诊疗疾病，多有疗效，因而颇有医名。生平博览群书，好宋代二程之学；尤精医，善用古方，稀用峻药，常药到病除。

连自华，字书樵，浙江钱塘人，名医连宝善子。以优贡生官湖南知县，累官武冈知州，为官多惠政。得家传，亦精于医道。

程春藻，字丽芬，时任湖北盐道。早在光绪元年六月，李鸿章母亲感染暑疾，“颇剧”，即由程春藻“妙剂回春”。年底，李鸿章致福建巡抚丁日昌函中就提及“家慈服程丽芬补剂，大效，业经复原”。在另一信中又谓老母“近服程丽芬丸方，咳痰不作，据丽芬来信，可冀断根，实深庆幸”。二年春，再向两江总督沈葆桢推荐，“尊患咳逆，宜请湖北候补道程丽芬诊治，必可全愈”。不久，沈葆桢复函李鸿章，告知“丽芬到此，曾乞一诊，明说疾不可为，真良医也”。后来，沈葆桢在致友人的函中几次提到：“程丽芬名春藻，浙人，天分甚高，方颇奇险。”“丽芬观察天分极高，血性男子，弟与之向未一面，竟承其枉道来视两次，心极感之。”显然，他在官场中也是成名已久的医士。

从上述名单还可以看到，当年被公认医术高明的大夫，其实多是有学识的官员，并非专业的悬壶郎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最高境界上是一种哲学，同入仕做官的读书人倒是相通的。

*** 看病的医生，薛福辰最早到京，六月廿四日请脉。汪守正第二个到达，六月三十日请脉。他们和太医李德立、庄守和、李德昌组成一个团队，每天集体为慈禧太后看病。赵天向是第三个到京的。尔后，马文植七月廿日抵京，廿五日首次入宫诊断，比薛福辰整整晚了一个月。其余的医生则在八月份陆续抵达，加入专家组。

医生多了，七嘴八舌，各有主见。慈禧太后将医生分开，每天只宣三四个医生上班，集体会诊，次日又换一拨。薛宝田后来记载：内务府大臣师曾“传懿旨，各省医生俱已到齐，人多，分班听传，并不因医道各有优劣稍示区别。传者进宫，不传者在内务府侍候”。这样的结果，是每天医生的看法都大相径庭。某日开出三方：“一薛、汪，仍温补；一马，甘润；一太医，苦寒。”慈禧太后咽喉（颃嗓）痰中时有血沫，她询问原因，医生各自发表不同看法，太后要他们写出文字意见。这天翁同和日记说：“发下太医李德立及薛福辰、汪守正、马文植三论，交王大臣等看。李等专言此颃嗓粘涎证已经数年，一时难脱体。辛热似不宜用。薛福辰、汪守正言肺气结，时受秽气致然（皆未立方）。马文植则主疡科中一则立论，药不用苦寒而用甘凉，亦无成说确见。”内臣询问翁同和意见如何，翁对以不谙药性。

此时朝廷因崇厚擅签《中俄伊犁条约》，受到“清流”的严厉抨击，李鸿藻、张之洞等一干人力主杀崇厚、废《条约》。俄国恫吓说，中国如果杀使臣，废条约，他们就派军舰来华开战。左宗棠主战，而办理洋务的李鸿章，则讥讽“左帅主战，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即其西路调度，不过尔尔，把握何在？”“兰枢（李鸿藻）于洋务懵未有知，……领袖清流，顾为借城背一之举，朝局水火已成。”还说“与不知兵者谈兵，无怪是非颠倒耳”，“持国计者平日不于此等著力，而空言浪战，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

主张用外交手段予以折冲。朝中讨论，莫衷一是。

张佩纶将这种争论和慈禧太后看病相类比，他私下评论说：

目下朝中甚为惊恐，而主和主战仍无定局，可叹也。李相（鸿章）处无音问至，不知海防如何？群医集阙下，亦复议论不一，薛直隶荐、汪山西荐，主温补，太医用凉剂，江南马医主滋补。此数人之治病，正如时贤之治国矣。

如此争论，如此各自表述，如何能够治病？

张佩纶与李鸿章曾就哪个医生的医术更高明更靠谱展开过争论。

光绪七年四月初七日（1881年5月4日），张佩纶致函李鸿章称：

长春宫（慈禧太后）近日圣体见愈否？闻以骨蒸易方，不知奏效否？丽芬（程春藻）有言，此疾不宜凉剂，应属尚医加意也。

李鸿章当日回复：

长春以退热为要义，暂加甘凉，尚自无碍。究其热可减而不可退，医者已时消息，亦尽人事而已。丽芬所言，岂宜泥视。汪令（守正）更懵无知觉也。

初八日，张佩纶复函李鸿章：

昨陈医理，意主慎重。薛（福辰）汪（守正）同异，无所袒也。久热不能退而泄之，仅以取快一时，实非十全上诀。际此万难措手之证，公究良相，而非良医，似不必扬薛之说，以重其过耳。夙容狂直，故敢申论。

李鸿章再回复：

久热服地黄、地骨皮二剂乃渐减，汪令又以臆说阻之，实系懵不知医。不知外界何以笃信此若此。抚屏（薛福辰）本不欲出所学以挠众论，只是随人合方。尊论非十全上诀，何者为上全耶？此事非熟精岐黄者恐不可妄谈也。

李鸿章在医生中有自己的眼线和情报来源。文史作家郑逸梅记载他曾看到过薛福辰光绪六年八月初写给轮船招商局会办沈能虎的信，其中提到：

马文植、赵天向，均经随同请脉数次。目下奉旨无庸再诊，但须于方剂头上备列衔名。浙省所荐之薛宝田、仲学辂，今日始到，而圣躬已九分之九大安，想亦方剂头上列衔之局。惟沅公所荐汪令，颇为小兄得力之帮手耳。其它如湖南所荐连士（自）华，岘帅所荐程春藻，计日内先后可到。总之，鄙人此次之事，系勉竭驽钝，幸免大戾，然竟将太医及天下诸名医得罪矣。

依薛福辰此说，在他入京之初，薛宝田、仲学辂、连自华、程春藻到京之前，慈禧太后已经内定他和汪守正为主治大夫，其他人不过是虚设名头，在方剂上列衔而已。此说系郑逸梅转述他从朋友彭长卿处见到的亲笔书札，正确与否，我无从评论。从流传下来慈禧每天的医方看，医生是允许各抒己见的，并非在一个一以贯之的方子上各自署名。而按照翁同和观察，太后其实并不服用医生的处方（“闻久停药，因温闻杂投无验也”），后人不清楚这些治病开方背后的复杂运作，但他们不同的观点，却给慈禧太后增添了许多新鲜建议。使这个精明的女人得以兼听则明。经过观察，慈禧在九月三十日（11月2日）下旨：

诸医各回原省，留马文植及薛福辰、汪守正照常请脉，嗣后分为两班，太医院一班，马文植、薛福辰、汪守正一班，进诊二日，下班一日。钦遵！

最后治好慈禧病的，主要还就是这三位医生，尤其是薛福辰、汪守正。由此可见，薛福辰的说法，是有一定依据的。

光绪六年末，李鸿章在给刘瑞芬的信中，也提到了程春藻和薛福辰：

丽芬此番入都，因议论与院医不合，因得早归。薛辅屏观察内直数月，进剂事宜业已多方调护，而禧圣以忧劳过甚，甫经痊可，未敢遽庆复元，闻须俟过冬至、春分两节，卫摄得宜，臣子之心庶可少纾。

中国民间历来传说，古时因为宫廷尊卑有序、男女有别，御医为娘娘、公主看病，不能直接望、闻、问、切，只能用丝线一端固定在病人的脉搏上，御医通过丝线另一端的脉象诊治病情，俗称“悬丝诊脉”。我手头有篇十几年前《新民晚报》刊载的文摘《悬丝诊脉确有其事吗》，作者说，有人采访过旧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称施曾给清廷皇室内眷看过病，施说确有其事。对于这种说法，我历来是不相信的。大约问诊尚可请太监传话，望、闻、切，都需要医生亲身的感受。病人的脉象，若能够通过一根丝线当成USB数据连接线来传递，那么中国古代信息传递的技术真是独步天下了。如果今天有人敢说他掌握着这门秘技，大家一定说他是骗子。于是，写报 *** 的稗史作者便只能托言古人或死人，反正谁也无法查证。但施今墨的简历还是可以查考的，他1881年出生，1906年毕业于山西法政学堂，曾追随黄兴，并参加辛亥革命。据说施今墨十三岁时从其舅父，河南安阳的李可亭先生学医，但成名显然在民国年间。他成名之后，或许曾为逊清的遗老遗少看过病，但以他“四大名医”的牌头来求证内宫的悬丝诊脉，其实还不够份儿，其结果，只能是以讹传讹，或者故弄玄虚。

给皇太后看病，完全可以看到本人，并且也是可以对病人搭脉。医生马文植在《纪恩录》中，描写他给慈禧太后第一次看病的情形，留下来清晰的记载：

慈禧皇太后面东坐，前设小几，垂黄纱帘幔。行一跪三叩首礼。问何处人及年纪。……命文植进诊，膝行至几前，几上置两小枕，太监侍立两旁。启帘请脉，左右如法。……对云：“两寸脉虚细，左关沉弦，右关小滑，两尺濡细，缘积郁积劳，心脾有亏，肝气亦旺，脾经又有湿痰，荣脉不调，当见谷少，头眩内热，腰酸肢倦，胸闷不舒肋痛诸证。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训示。”太后复详谕毕，随命下去，详细立方。余退出，仍立阶下，薛、汪二君进，请脉毕，同随至东配殿，各立一方。余以面奏之意，先叙原委，决定药剂，稿成呈内大臣请侍医看过，嘱医士用黄签恭楷进呈皇太后御览。太医院将所用之药，在《本草从新》书上用黄笺标记，由李总管递进。顷间，李太监传旨，“马文植所拟药方甚佳，着大臣议奏，应服何方？”大臣面奏：“臣等不明医药，未敢擅定，恭请圣裁。”少顷内监传旨：“今日仍用太医院方，明日同议，着马文植主稿。”

薛宝田在日记中的描述，与马文植相较，也是一致的：

皇太后命余先请脉。余起，行至榻前。榻上施黄纱帐，皇太后坐榻中，榻外设小几，几安小枕。皇太后出手放枕上，手盖素帕，惟露诊脉之三部。余屏息跪，两旁太监侍立。余先请右部，次请左部。约两刻许，奏：“圣躬脉息，左寸数，左关弦；右寸平，右关弱，两尺不旺。由于郁怒伤肝，思虑伤脾，五志化火，不能荣养冲任，以致胸中嘈杂，少寐，乏食，短精神，间或痰中带血，更衣或溏或结。”

慈禧太后如此，慈安太后及其他一干宫中内眷，都无必要悬丝诊脉吧。

然而，伴君如伴虎。

给慈禧太后看病，所有的医生都既感到荣幸，又极为害怕，只求太后早日康复，自己可以解脱回家，内中机密，外人难以知悉。

薛福辰在给沈能虎的信中透露过一个细节：

西圣自廿四日泻止熟眠，曰有起色，至七月廿六日，眠食居然复原。太医李德立，以为到此地位，渠虽不敏，总可操券，以报大安。因千方百计营求，至廿七日清晨，渠单衔进方一个，竟蒙圣上试服。谁知通宵不寐，并见肝风大动，举朝震恐。鄙人万不得已，乃钦遵圣训，代制一达木培土之方，一服而新症悉平，眠食康复。圣上经此比较，便知高下判然。立将李德立交刑部治罪，经内务大臣碰头四次，奏称李德立不过医术荒谬，其急欲求好之心，盖与薛某无异，乞暂宽免，乃蒙俞允。从此处方论药，便少掣肘。自廿八日至今初六日，调理将九日，圣上居然食量加增，仍在内办理紧要公事，了无困乏。大约从此竟无阻碍，则早在中秋，晚在寒露节令，当可告成矣。

医事中之千回百折，惟伯相得知其详，而求其不必告人。

这个李德立，是太医院署右院判（代理副院长），亦是太医院多年的御医，曾在同治末年皇帝的天花医治案中参与治疗和抢救。从民间召集医生，明显是慈禧太后对李德立们不以为然，但他还是要显示自己的技术实力，有时不惜孤注一掷，这次诊疗医方，就碰了大钉子。更奇妙的，是在为慈禧太后治病的过程中，李德立本人忽然死了，改换佟文斌为太医。李德立的死，也是了无声息的。

治病中，有个有趣的细节必须提及。光绪六年八月初十日（1880年9月14日），为马文植、汪守正、薛宝田值班，他们看到吉林将军进献人参二枝，“连根须长尺许，其色金黄，其纹多横，其质坚硬。尝其须，味微苦，渐回甘，噙之津液满口，须臾融化，真上品也”。次日，换薛福辰、仲学辂、马文植请脉时，决定给太后服吉林人参。十二日，又换薛宝田、薛福辰、汪守正、马文植值班。薛宝田在记录他参与为太后诊病的《北行日记》中写道：

昨用人参一钱，精神顿健。皇太后甚喜，云：“吉林人参颇有效，仍照用。”出，照原方进御。皇太后命内监擎出苹婆果八十枚，并传皇太后懿旨云：“系长春宫院内树上结的，因食之甘，特命分给众人。”乃各谢赏，携归。

三天值班，马文植都参加了，他本来就是“滋补派”，显然是服用人参的主要决定者。

一直疾病缠身的慈禧太后，因服用人参而“精神顿健”，这天，她派太监李三顺给其妹妹，醇亲王福晋赠送中秋食物，太监未按规定报告敬事房知照门卫放行，与午门的护军发生冲突，李三顺遂以被殴和遗失食物向太后告状。慈禧大怒，一定要严厉惩办护军。这一事件，在晚清历史上颇为著名，称作“庚辰午门案”，最后因左庶子张之洞、右庶子陈宝琛连上二折，方才得以化解，但以往从未有人注意，慈禧太后的亢奋和发飙，竟与她服用了上品野山人参有直接关联。

马文植进京之后，还遇到为慈禧太后“胞妹”治病一事。光绪六年八月十六日（1880年9月20日），马文植在日记中记录：

微雨，黎明进内，仲昴亭（仲学辂）、薛抚屏（薛福辰）、赵德舆（赵天向）请脉，公议立方，去益智仁，加霍石斛一味进呈。赐饭毕，太后旨下，命马文植至宝公府为福晋诊脉。福晋为慈禧皇太后同胞姊妹，故又命佟医士及内务府司员翁同往，着李总管先行知道。遵旨退出，前往宝公府，门卫森严，规模壮丽，文植进诊，审是颠病，已十年卧床不起，但食生米，不省人事。诊毕，辞不可治。公爷坚命立方，因拟泻心汤加琥珀、龙齿、麦冬、竹茹。辞出。

次日，马文植入宫为慈禧太后诊病时，面奏宝公爷福晋病情不可治。收藏马文植《纪恩录》的高伯雨先生考证说：“这个宝公爷福晋，据马文植说是慈禧的胞姊妹，当然不会有错的，但不知是姊还是妹。我们只知道慈禧有一胞妹，嫁醇亲王为福晋，不曾听说又有一姊妹嫁宝公爷为‘福晋’。这个宝公爷是什么人，在清廷当什么差，据浅陋所知，都未见有文字记载。《清史稿》皇子世系表中，也没有宝亲王的封号。”

我也一直未搞清这个宝公爷福晋是不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但却查到同时代官员记载此事的两条史料。一条是翁同和在八月初六日日记中写道：“巴公夫人，慈禧太后之妹也，患风疾，马文植治之，然竟不起。”另一条是张佩纶九月二十一日给函张寿曾、张人骏的信中提及：“马培之医运不佳，宝公夫人景枢爱女及堂郎中亲厚者二人，一月内均不效而死，名稍损，眷亦衰，幸保之者多，尚未遣去。浙江、湖北、湖南、江西所荐则已先后遣归矣。”这里，宝公、巴公名称上略有不同，马文植、翁同和记录时间的日期也有不相对应之处，但是，马文植为慈禧太后之妹治病的事情却显然是有的，治死了皇亲国戚也没有问责治罪，慈禧对待来自各地的医生是宽厚和感谢的。

马文植却心中害怕，想尽早离去。十月初五日，他在朝房待诊时忽然晕跌在地，此后不断请假，太后派人前去探望，回报均说马文植委实病重，延至次年三月二十六日，太后准其回籍。

薛福辰在北京待了一年光景，一方面以高超的技术为慈禧太后治病，另一方面，自己的妻儿老小却无法照顾。其间，全家曾染上时疫，一个女儿不幸夭折。他的弟弟薛福祁私下抱怨说：“抚兄以回天妙手，而眷属却皆不见于病，所谓木匠缺床足而不能自理者，非耶？”

光绪七年夏天姗姗地来到了。在薛福辰、汪守正等人的精心治疗和调理下，病恹恹的慈禧圣体终于痊愈。六月二十五日，清廷颁布上谕：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自上年春间圣体违和，多方调摄，现已大安，朕心实深庆幸。惟念慈躬甫就绥和，仍宜随时静摄，昕宵训政，未可过涉焦劳。朕惟有于定省之余，吁恳圣慈遇事节劳宽怀，颐养日益强康，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年宝廷奏请饬各省保荐医士，当经寄谕各省督抚，详细延访，保送来京。旋据李鸿章、李瀚章、彭祖贤保送道员薛福辰，曾国荃保送知县汪守正，吴元炳、谭钧培保送职员马文植等到京，由总管内务府大臣带领各该员，同太医院院判等，每日进内请脉。所拟方剂，均能敬慎商榷，悉臻妥协允宜，特沛恩施。前山东济东泰武临道薛福辰，着记名以道员遇缺题奏，并赏加布政使衔。知府用候补直隶州知州，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着记名以知府遇缺题奏，并赏加盐运使衔。署右院判庄守和，着补授左院判，赏给三品顶戴，并赏还花翎。四品衔御医李德昌，着补授右院判，赏给三品顶戴，并赏戴花翎。医士栾富庆、佟文斌，均着以御医遇缺即补，并赏加五品顶戴。前署右院判李德立之子、兵部主事李廷瑞，着以本部郎中遇缺即补。并钦奉懿旨，薛福辰、汪守正、庄守和、李德昌、马文植，各赏给匾额一方，以示优异。钦此。总管内务府大臣恩承、广寿、志和、师曾、广顺，内阁学士宝廷，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陕甘总督曾国荃，湖北巡抚彭祖贤，前江苏巡抚吴元炳，护理江苏巡抚、布政使谭钧培，均着交部从优议叙。钦此！

从这道上谕看到，民间进京医生得到褒奖的，仅薛福辰、汪守中、马文植三位。除了马文植外，所有受到褒奖的医生（包括太医）都在京师，故军机处另有一道咨文发给江苏巡抚黎培敬：

办理军机处为咨行事，本日钦奉懿旨，赏给马文植扁额一方，贵抚于接奉后，即发交该职员袛领，相应知照贵抚钦尊办理可也。须至咨者。

薛福辰不久调补直隶通永道，后来担任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宗人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诸位医生中晋升官位最高者。汪守正以后担任过扬州知府、天津知府和候补道员。两人的任职均在京津，是否为了地迩宫禁，今后太后有需，诊治方便呢？马文植未得官职，继续在家乡行医，成为“孟城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慈禧太后为了感谢为她治病的大夫，还向他们赐赠了亲书的匾额和“福”字。薛福辰获得的匾额题“职业修明”，汪守正获得的匾额题“业奏桐雷”（桐君、雷公，都是传说中的古代医家），马文植获得的匾额题“务存精要”。

这场清代历史上罕见的征召民间医生入宫治病活动，终于圆满落幕了。

【王洪图】黄帝内经80讲-第5讲阴阳五行概述

第5课  阴阳五行概述

从这一课开始，就进入了教材的中篇，也就是《经文选读》，在《讲义》的第27页，这也是《内经》课的一个中心内容。这一篇共分成了8章，其分类方法基本上是按医学理论来命名的，只有这个《阴阳五行》的这一章，是按《内经》理论体系的构成划分的话，它是属于医学基础的部分。每章之下又分若干节，节的命名就是以《内经》原来的篇名作为节名，但由于《内经》在一篇当中往往含有几项内容，比如说一篇中它既包含藏象、又包含经络，还包含诊法等等，所以《讲义》就再细分成了节，也就是说某一节就可能不是原来篇目的全部，而一篇的内容就分到不同的章节上去了。所以在不同的章中，可能有相同的节的名称。比如说《阴阳应象大论》，既在本篇的第一章《阴阳五行》里作为第一节出现，它还在《治则》当中出现。

同时，在本篇每一章、每一节之下，又分这样几个部分：一是《内经》的［原文］，［原文］之下有［校注］，校就是校勘、注就是注释，目的是帮助大家自己阅读和学习。有时不校，对经文很难读下去，要不注释呢，就不便于理解。［校注］之后有［理论阐释］和［临证指要］，这两项内容都是课程性质或者教学目的要求当中提高的内容，提高什么呢？提高理论水平。当然，理论阐释的问题，可以见仁见智，在同一个问题上可以有不同的见解。而选在教材上的，一般来说是在中医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认识。［临证指要］的目的在于讲临床应用的问题，不能学了理论联系不到临床，这不就白学了吗，特别是针对本科生的层次，一般来说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主要是临床应用型吗，所以［临证指要］就是要启发读者用理论来指导临床。

第一章阴阳五行

《讲义》开头有一个没有标题的概说，主要内容，一是说阴阳五行本来是属于古代哲学的一个内容，引用到医学里面来，它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用哲学来作为医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第二是哲学与医学理论密切结合起来，而成为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我们在上篇《绪论》中，是把阴阳五行是放在哲学里面来介绍的，在中篇里呢，就重点说医学和哲学是怎么结合的了。

阴阳五行学说在《内经》162篇文章当中，可以说每篇都渗透着它的思想，而专题讨论阴阳五行的文章也有若干篇，比如说《阴阳应象大论》、《脏气法时论》、《六微旨大论》、《金匮真言论》、《阴阳离合论》等，这些篇都是专题讨论阴阳五行的问题，本章只摘要介绍前三者。当然，它讨论时也没有离开天、地、人，也没有离开医学问题。

下面我们就讲第一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节选)，《讲义》选了其中的7段。

第一段是讲阴阳的概念与应用，我现在把这一段读一遍：

［原文］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燥，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sūn)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

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

这一段，是阴阳学说的一个重要的论述，应该熟记或者说背记，下面逐字逐句地讲解。

先说这题目：阴阳应象。阴阳就是阴阳，就不用解释了。“应象”是说阴阳和宇宙、天地万物之象相通、相应，所有的事物都有个象，而这个象都和阴阳相通相应，用阴阳可以稀释世间的万事万物，所以“阴阳应象”就是讲阴阳与天地万物之象相通相应的问题。因为《内经》写作手法主要是用黄帝和他的臣下，岐伯、雷公、少师等对话的形式写成的，多半是这样一种体例，也有一些篇没有对话，但不多。但不采取对话的方式，也不影响采取问答的形式。

“天地之道”。“天地”就是宇宙、自然；“道”是规律。“天地之道”就是讲的宇宙、自然界的规律是什么、就是阴阳。

“万物之纲纪”。“纲纪”是提挈事物者，大者为纲、小者为纪，“万物之纲纪”是说用阴阳可以提挈世间一切事物。

“变化之父母”。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当中，而运动变化是出于阴阳，“父母”就是所由出也、所由生也，一切变化都出自阴阳。

“生杀之本始”。“生”就是生长，“杀”就是消亡，不管是生长还是消亡，最根本的还是出自阴阳，阴阳是一切事物生长、消亡的本源所在。

“神明之府也”。变化莫测者谓之神明，世间万物有的我们认识清楚了，有的我们目前、甚至永远还没有认识清楚的东西都是有的。但不管是哪一种，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说都是出自于阴阳。“府”是府库、储藏的意思，也是所出的意思。神明、变化莫测的东西出自哪儿，出自阴阳。因为是这样，所以一下子就联系到医学里面来了：

“治病必求于本”。这个治病就包括诊、治、防了，这个本就是阴阳、是阴阳变化的规律。当然后世有所引申，说本是证候、是病因。

“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这就开始讲阴阳是怎么回事了，用纲领性的、大的方面来举例说明什么叫阴，什么叫阳，阴阳在性质上有什么不同。“积”就是积累，“天”是什么，天是阳积累得多了形成的，天是清天嘛、阳是清阳之气嘛。同样，阴积累得多了就是地，浊阴是地。天是清天，地是厚土。所以天是阳积而成、地是阴积而成。

“阴静阳燥”。从性质是讲呢，叫“阴静阳躁”。阴的特点是静，安静、平静，阳的特点是躁、躁动、兴奋。

“阳生阴长，阳杀阴藏”。这句话有多种解释，我先初步顺一下。说阳主生发、而阴主壮大，阳主肃杀、收敛，阴主潜藏。生和长看来都属阳，但是相对而言，阴阳中还有阴阳，所以生又是阳、长又是阴。杀藏本来都属于阴，但是阴阳中还有阴阳，所以杀藏相对而言，杀就属于阳、藏就属于阴。举例来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可以解释这句话。当然，在后边我们还具体分析这句话，还有不同的解释。在《绪论》中我们曾说到，《内经》中有一些段落、句子，甚至一些文字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它符合《内经》理论体系、符合临床实际，不是的解释都是合理的。所以上述的解释只是初步的，下面还要具体分析。

“阳化气、阴成形”。阳的特点是主动、是主气化的作用，阳可以化为气，阳性热，所以可以化气；阴性寒，阴性凝敛，阴性静，所以阴可以凝聚而成形。动则化为气，静则凝为形。

“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属于阴、热属于阳，这里谈到了转化的问题，阴阳可以转化，阴发展到极致、在一定条件下，它就可以转化为阳，当然，古时候没有讲前提条件，但是还用“极”来说明了，它是古代的一种基本的认识方法，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嘛，生活中说乐极生悲嘛，这都是物极必反的意思。阴极时可以生热，化生为阳；同样的，阳极时可生寒而转化为阴。比如说一年四季、春温夏热，热到极致就开始转凉、转为寒，过了冬至，温度就开始上升，逐渐又转化为温、转化成为热。

“寒气生浊，热气生清”。寒的性质有凝敛的作用，所以生浊；热气生清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阳化气。这句话应该是加重前面说过的话。

“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是相对人体来说，应该是清气在上，浊阴在下。如果清气在下，就要生飧(sūn)泄，飧就是完谷不化，泄就是腹泻，“飧”字之意是水谷相合，就是水谷合起来并没有消化。联系到生理、病理上来说，这是指的脾气虚。大家知道脾属阴，但是脾气以升为顺，如果脾阳不升反而下陷，就是脾气虚，从而出现完谷不化的泄泻。

“浊气在上，则生瞋(chēn)胀”，就是脘腹胀满，浊气在这里具体而言是讲的水谷、糟粕之气，换句话说是胃中之气，相对脾的清气而言，这都叫做浊气，胃以降为和，如果胃气不降，就会出现脘腹胀满，就是消化不良、腹部胀满，胃脘不舒的症状。联系到临床诊断脾虚腹泻的话，那是由于中气虚陷，你应该补气、升举清气就行了，治疗时就应该和胃、也就是降胃，用什么降胃药？反正“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

“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这句话是一个小结，说明阴阳相反了、相逆了，“逆从”在这里是个偏义复词、偏于“逆”，说明病产生于阴阳逆乱。

“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它和前面“积阳为天、积阴为地”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天是属于清阳之气，浊阴属于地之气。

“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这几句讲的，是说天地阴阳升降的问题，是讲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而且阴阳相互联系关系的问题。天为阳、虽然是主上升，但是阳中还要有降；地虽然是浊阴、是主下降的，但是降中它得有升。同时，天之所以有降，是因为有地阴的吸引；地之所以有升，是由于天之阳气的吸引。所以这几句话不能光从字面上理解，说水气到了天上就成云彩了、雨是从天上落下来的，这不用医学专家来讲，看来这很浅显。但它只不过是用浅显的东西、现象来解释阴阳中的所含有的比较深奥的道理。

“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这句话是对阴阳之间联系的引申，没有地气上升为云，天气就不可能下降为雨，二者是不可脱离的；同样的，云虽然是地气上升而成，但是云是出自天气，没有天阳之气的蒸化，地气就不可能上升为云。所以此为“阳施阴受”，阴阳是相互联系的，只有阴的吸纳，天气才能下降；只有阳气的蒸化，地气才能上升。再具体来说，天是阳、阳主升，但是主升当中它必须有降，没有降老往上飞不就阴阳决裂了吗，天地决裂开了，世间不就没有万事万物了吗。因此，升当中有降、降当中有升，这样的话才会有阴阳交泰，才有阴阳相合，才有云雨，有云雨才能化生万物。所以进一步深入地理解阳升、阴降的时候，还要看到阳升中有降、阴降中有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阴阳交互、相互发挥作用。

“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这几句话是具体联系到人体中的生理，清阳之气要走上七窍、耳目口鼻，包括浊阴之阳的肺气、鼻涕、眼泪、唾液、津液等等；而浊阴、就是二便排泄物要走下二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属于营卫的问题，发腠理之气是卫气，卫气对营气而言，卫属于阳、营属于阴。卫气用于“温分肉，肥腠理，司开合”。营气行于内、走五脏。这句话用气血来理解也可以，气属于阳、发散腠理；血为阴、行于内。而“卫主气，营主血”，这样理解都可以。两句话都有“清阳”，虽然是同一个词，但具体所指不同，第一个“清阳”是属于出上窍的涕泪唾液之类，第二个“清阳”看来指的是卫气、人身之气；同样，两个“浊阴”也不一样。“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这里的清阳、浊阴又和前面两个又不一样了，这里的“清阳”是指脾所化生的水谷精微之气，脾主四肢嘛，有了水谷精微之气充实于四肢，我们人体才能够正常的运动。“浊阴归六腑”里的“浊阴”就是那个水谷糟粕，包括肠道、膀胱中的东西，当然了，这个糟粕跟大小便那个糟粕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这一段就是讲了阴阳的概念，并举例说明阴阳在自然界、在人体当中的基本现象。再回过头来看题目中的“应象”，它是把阴阳和升、降、云、雨、杀、藏、动、静、五脏、六腑、四肢、腠理、九窍等联系起来，来进一步解释阴阳的概念，当然也涉及到一些应用的问题。这个“象”可以再补充一下，实际上这个“象”其实它就是具体的方法，用的是取象类比的方法，以后这一篇都是用的这种方法。

［校注］，好像就不需要再讲了，28页的［理论阐释］我说一下。第一个问题说的是“治病必求于本”，是说当中医在诊治时，首先要辨别阴阳，要用阴阳的方法来认识医学里边的具体问题，所以《讲义》中引用了“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就是在诊治时，要看阴阳失调了是在哪儿失调的、具体部位，把具体部位的阴阳调和到相对平衡了，就达到了治疗的基本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前面说的“阳生阴长，阳杀阴藏”，《讲义》中有三种解释法，我只是举例来说、举例来说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来解释，我举的例子，相当于《讲义》中的第一个、张志聪的解释。《黄帝内经素问集注》的解释，就是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来解释的，只不过春夏为阳，阳中有阳、阳中有阴，所以说春夏虽然为阳，但是春是属阳、夏属阳中之阴。

第二个解释选得是第介宾《类经》的解释，是按阴阳中又有阴阳，但它具体的是用《易经》的四象，说阴阳中又有阴阳、阳分太少。四象是什么呢，四象的解释也有几种，这个四象是说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阴阳，阴阳生四象。四象的一种解释是最有太阳、少阳，阴有太阴、少阴。

第三种解释选的是李中梓《内经知要》的解释，就用“和”与“逆”来解释。他把阳生阴长说成是正常的，阳杀阴藏是变异的，对人体来说，生理的就是阳生阴长，病理的就是阳杀阴藏。

(我来解释：第一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应该对，但解释得不够浅显。应解释为：春夏阳升，促使果实成形，成形之因是阴所使之，即所说的“阴成形”也，阴成形可理解为“阴长也；秋冬时阳气杀，阴之果实应该收藏了)

第三个问题是说清阳浊阴在人体中的不同分布与走向。刚才讲得已经比较详细了，所以就不再重复了。

［临证指要］是在临床上怎么运用的问题，《讲义》选了“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湿气在上，则生(月真)胀”，选了清代王九峰的脾虚泄泻的医案。又选了《名医类案》中李东垣浊气不降的病例。这两种病例是临床最为常见的类型，第一个例子是用升脾气的办法为主，当然也加了一些舒肝的药，第二个例子是以降胃气为主。

晚清时期的著名中医有哪些?

南方有孟河四大家以及孟河派费伯雄、丁甘仁、马培之、巢崇山其他名医如王九峰，费士源、马省三、巢沛三、丁佩堂、沙晓风以及张聿青等，北方特别有名的似乎没有，赵文魁算一个，不过民国时北方的倒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