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农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是,封建的、个体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并存,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每个农户的经营规模较小。印度独立后就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并公布了名目繁多的法令,但大多并未认真执行,成效不大。因此,虽经历了长达40年的“土地改革”,但印度的土地占有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土地所有权仍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封建和半封建的经济成分占有优势。据印度官方抽样调查(1985/86年度),占农户总数1.3%的最富的大农拥有14%的土地,23%的农户是佃农与半自耕农的混合,而占总数50%的最穷的小农只拥有1%的土地。不仅如此,—些小农和“边际农”(耕种土地不足半公顷)还不断丧失其土地而不得不加入无地农民的队伍。目前,无地农占全国人口的35%。印度农业主要以个体农户为经营单位,平均经营的土地规模为1.68公顷(1985/86年度),但占农户总数的57.8%的边际农户的平均规模只有0.39公顷。
印度传统农业的特点,是农业对气候和雨水等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很大,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经常遭受季风的危害而造成水旱灾害。据统计, 1951—1983年的32年间,因旱涝灾害而造成农业减产的就有13次之多。二是以传统的生产工具和手工劳动为主,现代投入较少。85%的耕地依靠人畜力耕作,70%的耕地无灌溉设施,靠雨水灌溉。在农业投入物总值中,现代投入仅占9.66%(1955/56年度),70年代中期上升到61.98%。农业先进技术大都局限于小麦和水稻,而对豆类和油料作物没有重大影响,造成这些作物产量低下,每年需进口大量食油才能满足国内需要。这—切反映在印度的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都较低。全国2/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但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为非农业劳动力1/3。例如,1988/89年度,每个农业工人每年的实际收入是420.5卢比,而非农业工人为783.8卢比,高出83.6%。这还表现在印度农作物的单产水平较低。一些作物的单产水平低于东南亚许多国家。例如根据粮农组织的资料,每公顷稻谷和小麦的产量,印度分别为2817公斤和2420公斤,我国则分别是5869公斤和3318公斤。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日渐扩大由于印度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同,经济社会环境条件不同,采用现代技术的程度不同,造成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印度北部和西部地区(特别是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生产水平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较高;南部和东部地区(如比哈尔邦、奥里萨邦、中央邦)生产水平和粮食产量较低。边际农、小农与大农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并未减轻,而且有加重的趋势,从70年代中期起,印度政府逐渐重视了发展与公平问题,并制定和实施了各种计划,但收效似乎不大,总的说来,目前印度农村社会和经济生活仍然是以农业(主要是种植业)为中心旋转。村社仍然是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的基础,传统的管理系统以及亲属、家庭和种姓制度仍然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决定因素。但近几年,许多地区以不同的速度和强度,开始发生变化,涌现出了少数现代的农村社会。
自独立以来,印度经济结构发生了—些变化,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在不断下降(据世界银行资料,其份额从1970年的45%下降到1993年31%),非农业部门的份额在逐步上升。但是,这种变化既没有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其他部门的大量转移,也没有伴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的显著变化。由于印度农业生产的这个特点,农业生产发展比较缓慢,生产率水平不高,农业结构长期得不到改善。
印度农业生产结构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是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又以粮食作物为主。在1988/89年度农村地区居民总收入中,92%来自农业(包括畜牧业),林业收入只占4%,渔业收入只占1.3%。1988/89年度,种植业内部结构是:粮食产值占种植业总产值的48.3%,油料占12.7%,蔬菜和水果占10.4%,棉花占3.8%,烟草占0.5%。印度养牛的头数名列世界第—, 1994年达到19298万头,占全世界的15%;但肉类总产量只占世界的2.1%,奶类占6.5%。
另—个特点是结构的变化具有—定的“惰性”,农业生产部门结构的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自1950年以来的40年里,印度各个农业生产部门都有所发展,并且总的趋势是不利于畜牧业、林业的发展。
印度种植业内部的结构模式40年来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1950—1990年期间,播种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相对减少的作物有:谷物从66.1%下降到59%,大豆从16.8%下降到13.1%,棉花从5.4%下降到5.1%;呈扩大趋势的有:油料作物从8.9%上升到10.6%,甘蔗从1.4%上升到1.7%。
15世纪末叶至19世纪中叶西欧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封贵族使用暴力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这种情况在英、德、 法、荷、丹等国都曾先后出现过,而以英国的圈地运动 最为典型。 所谓圈地,即用篱笆、栅栏、壕沟把强占的农民份地以及公有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大批丧失土地和家园的农民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这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俄国一八六一改革中的土地改革。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规定农奴在法律上有人身自由,有权拥有财产、担任公职和工商业,地主不能买卖农奴和干涉农奴的生活;规定土地仍然归属地主所有,农奴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份地,但必须出钱向地主赎买。 土地革命。/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率先在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正式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湘、赣、粤、鄂、豫、皖、闽、浙、陕等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组织工农武装,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7年10月,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府,建立地方武装,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兰花坪。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和湘南起义中组织的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红军,并进一步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中国的三次土地改革。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意义:减轻了地主的封建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联合地主一致抗日。 第二次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土地改革中,中共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意义:这种土地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可靠保证。 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斗争时期,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减少阻力,孤立分化地主阶级,以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早日恢复发展农村经济,实行了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 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度的土地制度翻版了英国做法。1793年英国殖民者将柴明达尔制度在印度推行。英国人的做法是,把一大片土地交给包税人柴明达尔。这样一操作,包税人就变成了实际的土地所有者。
英国殖民政府要求包税人向其缴纳规定的地租。包税人就变成了殖民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包税人为了完成殖民政府下达的上缴要求,并为了保障自身权益,就想尽办法地从农民身上榨取地租。
印度独立后,土地改革第一项就是要求各邦废除柴明达尔制度,取消中间人环节,让国家和农民直接发生联系。按理说,少了一层中间环节,对农民是重大利好政策。
但这一改革举措出台后的第一个五年内,中间人制度虽被废除了,但印度仍允许以前的中间人保留部分自己耕种的土地。这一改革举措推行后,印度各邦政府共计获得了1.73亿英亩的土地,2000万左右的佃农直接与国家发生联系。
可改革并不彻底,进行得比较保守,最终能得到土地的农民并不是最底层的农民,而是中上层农民。
印度进行的第二项改革是租佃制改革,这项改革中,限制了地主向佃农征收地租的数量。在土地改革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印度中央层面政府对此做出了细化规定,要求地方政府把地租的最高限额控制在土地总收成的四分之一或是五分之一。
实际操作下来,中央政府的愿景目标并没能实现。许多邦都干着阳奉阴违的事,完全视改革为儿戏,或者打折扣地执行改革政策。许多邦自由调节了地租数量,一般都在土地总收成的三分之一以上了,有的甚至高达一半。
即便邦政府层面严格执行了中央政府层面的政策,到了地主那,他们也公然违背。邦要求佃农只需上交25%的地租,可地主们依旧向佃农收取50%的地租。
印度进行的第三项改革是推行了土地最高限额法。从政策层面限制了地主手中握有的土地,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主们要么隐瞒土地数量,要么对土地进行非法转移,导致中央层面可调控的土地面积并不多。
印度的三大改革政策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政策本身存在着瑕疵和“小尾巴”,或是政策落实的配套手段不完善,这样政策层面的漏洞,注定了改革的悲剧。
20世纪60年代实现粮食自给的农业
新战略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印度在粮食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一项旨在实现粮食自给的农业新战略——“绿色革命”。
印度独立后实施的土地改革、合作耕种和乡村发展计划在提高农业生产方面收效不大。印度在“二五”和“三五”计划的10年间(1956~1966年)实行的重工轻农战略,引起了经济失调。工业生产增长一倍,而农业生产只增长14%,且很不稳定,受气候条件的严重影响,每隔两三年就出现一次减产。国家每年不得不进口大批粮食来解决吃饭问题。西方报刊因此把印度讥讽为“讨饭篮”。农业减产和粮荒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局动荡,迫使印度政府开始考虑调整经济和重新制订农业发展战略。
1965年9月,农业部提出了一个农业发展方案。这个方案题为《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农业生产:战略和计划》,声称这是印度政府发展农业的“新战略”。这个新战略是世界银行、美国援外机构和福特基金会的专家们所提意见的综合,其主要内容是:在农业生产的各个阶段,集中使用以优良品种为主的各种配套的农业技术和投入,选择一些耕作条件好、雨量充足又有水利设施的地区使用现代化农业技术。新战略还决定对农产品提供价格支持,并通过国营粮食公司安排收购和贮存。这个新战略由于以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发展农业、提高农业产量为核心,因而被人们称为“绿色革命”。
绿色革命在印度农业发展中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印度已开始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经过20多年(1967~1991年)的发展,在绿色革命的发源地旁遮普邦、哈里亚那邦和北方邦西部,无论是农业生产率、现代农业投入的使用,还是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在全印度,绿色革命的成果主要表现为:
农业生产率明显提高。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过渡的实质就是要提高农业生产率,它包括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两个内容。开展绿色革命后印度的土地生产率明显提高。粮食作物每公顷产量由1965~1966年度的760公斤增加到1990~1991年度的1380公斤。经济作物中,棉花和马铃薯的单产也分别由122公斤和8400公斤提高到224公斤和16000公斤。从单产的增长速度看,全部农业作物单产年平均增长率从绿色革命前的1.3%提高到绿色革命后的1.9%。其中粮食作物由1.4%提高到2.4%,经济作物由0.9%提高到1.6%。绿色革命后印度农业产量增长的2/3以上都是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实现的。
基本实现了低水平的粮食自给。绿色革命的显著成就之一就是结束了60年代前期粮食产量徘徊不前、国内消费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粮食产量由1964~1965年度的8936万吨增至1970~1971年度的1.08亿吨和1990~1991年度的1.76亿吨。受气候的影响,粮食产量虽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增长。粮食进口量从60年代年均570万吨减至70年代的年均170万吨。1977年以后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停止了大规模进口粮食,个别年份甚至还有少量净出口。20多年来印度始终保有2000万吨左右的粮食储备,对消除饥荒和稳定粮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现代农业技术运用有较大突破。绿色革命中,印度政府一方面利用价格机制、补贴政策刺激农户采用现代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国内农用工业、农业科研和农业教育事业。这些政策和措施对推动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机械装备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各种现代农业投入迅速增加。1971~1991年,高产品种作物种植面积由1540万公顷扩大到6390万公顷,灌溉面积由3800万公顷扩大到7100万公顷,化肥消费量由226万吨增至1250万吨,农药消费量由6000吨增至8.4万吨。农业机械化程度也有显著提高。拖拉机数量由1961年的3.1万台增至1991年的130万台,同期柴油机由23万台增至470万台,电动水泵由20万台增至850万台,每1000公顷播种面积耗电量由5.5度提高到196.7度。
农业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绿色革命促进了农业由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社会化的商品经济过渡。这种高成本、高产出的农业经济一方面为农户生产更多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使农户必须为市场生产并出售剩余产品以偿还贷款和购买新的农业投入,这就大大加强了农业与其他产业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绿色革命的主要地区旁遮普邦、哈里亚那邦和北方邦西部已成为印度主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1966年以来,它们提供了政府粮食收购量的3/4以上。这三个地区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较快,大批拥有较多土地的富裕农户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雇用农业工人,采用新技术进行商品生产。一些退休文官、退役军人和城市工商企业家也向农业投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这里,农业经营已不再是维持生存的手段,而成了有利可图的企业。
绿色革命也带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农业地区发展不平衡,优良品种推广程度不同,旱地农业发展不平衡,农村两极分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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