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俄罗斯历史上曾经有扩张主义的传统的信息

当前文章目录：

• 1、一些欧洲人始终不承认俄罗斯是欧洲人，这究竟有何渊源呢？
• 2、俄罗斯的历史
• 3、俄罗斯扩张之谜
• 4、求俄罗斯传统历史文化简介。

一些欧洲人始终不承认俄罗斯是欧洲人，这究竟有何渊源呢？

欧洲人之所以始终不肯承认俄罗斯是欧洲人，主要是出于文化和历史上的偏见。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共有194个民族。虽然有许多民族，但他们的主要民族俄罗斯人却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俄罗斯人属于斯拉夫人中的东斯拉夫人，就像欧洲的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一样，俄罗斯人也属于欧罗巴族。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皮肤更白、体毛旺盛和身材高大。

俄罗斯是欧洲大陆上的一个国家，还包含亚洲部分地区，不同的地区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人种。俄罗斯原本是欧洲的莫斯科公国，但由于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扩张主义政策和欧洲国家的加入，许多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侵略扩张政策产生了抵触心理。因此不承认他们是欧洲人，因此对俄罗斯人民就开始有了警惕之心。

在中世纪之前，俄罗斯的沙文主义并没有改变“野蛮人”的传统。它们一旦强大，就会威慑并入侵欧洲国家。因此，欧洲国家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警惕。除了古代，现代俄罗斯时期，以及后来的苏联时期和俄罗斯时期，都没有能改变他们之间的这种敌对关系。

也正是由于这些文化和历史原因，才使得一些欧洲人不愿承认俄罗斯是欧洲人。虽然有很多俄罗斯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混血儿，但大多数仍然是欧洲人。欧洲人之所以这么不愿意接受俄罗斯人，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现代历史上俄罗斯的入侵和扩张。所以长时间以来，尽管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并一直在努力融入欧洲，但欧洲人始终认为俄罗斯人是非种族的外国人。所以，一些欧洲人才会始终不承认俄罗斯是欧洲人。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人就是尚未进化成功的“野蛮人”。

俄罗斯的历史

俄罗斯历史

俄罗斯联邦成立于1917年11月7日，在此之前一直在沙皇的直接统治下。1922年12月30日加入苏联，称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原苏联瓦解以前，俄联邦一直是其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共和国。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白俄罗斯、乌克兰两共和国的首脑在明斯克会晤，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即“独联体”的协议，并同时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在公元初，东斯拉夫人还保留着氏族制，每个部落由几个氏族组成。他们砍伐森林，平整土地，从事耕作，集体饲养牲畜，狩猎和打鱼，一切问题由氏族大会决定。到公元六世纪，进入封建社会，成立了基辅公国。到九世纪基辅公国已经成为一个大的国家，它存在了三百多年，是罗斯民族的摇篮，后来形成了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民族。到十二世纪中，基辅罗斯解体，一批小的公国取而代之。到1236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远征欧洲，首先征服了罗斯全境和波兰、匈亚利。从1240年起到1480年是蒙古人统治的金帐汗国，致使俄罗斯经济文化远落后于欧洲西部。

在1147年成立的莫斯科公国（其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塑像目前矗立在莫斯科市中心）在十四到十五世纪逐渐强大并领导其它公国摆脱蒙古人的统治。此后俄罗斯逐渐向外扩张，到十七世纪彼得大帝执政后，俄罗斯首次定为俄罗斯帝国，彼得大帝是俄罗斯历史最思想开放、富于改革精神的帝王（有趣的是这时我国是著名的康熙大帝的时代）。为了俄罗斯的强大，他军事上从瑞典人手里取了现彼得堡一带地区，并开始俄罗斯的欧洲化，不仅在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而且在服装和社会风尚上也学习西欧，致使到今天圣彼得堡人仍被俄罗斯人认为是最讲文明和最欧洲化的城市。在1712年，彼得大帝从莫斯科迁都到圣彼得堡。使之成为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和以后的皇帝的继续下还在彼得堡建立了大批俄罗斯最早的大学。其中有俄罗斯的第一所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1724年），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1797年）等。

从彼得大帝后，俄罗斯迅速扩大，从周边国家攫取了大领土，人口也在半个世纪里扩大了一倍。但当时的国家即有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商业，又存在着封建农奴制度。直到1861年俄罗斯沙皇才自上而下的废除了农奴制，从此俄罗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世纪初，俄罗斯在日俄战争失败，使国内危机发展。1905年工人和平请愿被镇压，全国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在1917年1月俄罗斯沙皇被推翻。当时俄罗斯出现了工农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同年11月7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工人、水兵和陆军士兵在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苏联。并在很短的时间发展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但在以后的经济建设中犯了许多错误，在与西方的经济竞赛中逐步落伍，引起苏联人民不满，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正式成立。

俄国历史发展特点

俄国历史的基本现象有农奴制、专制制度、东正教和村社等。基于这些基本因素形成的俄罗斯历史过程有其鲜明的特点。

一、流动的俄罗斯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善于流动的民族，索洛维约夫称之为具有“液态因素”。作为东斯拉夫人的一支，早期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西起德涅斯特河、东到第聂伯河以及黑海北岸的广袤的东欧平原上。这块土地的地理概貌是：森林与沼泽交错、河流纵横、土质以砂质黏土为主，同时远离海洋、与大草原连接。俄罗斯先民在这里生生不息、顽强奋斗。他们清理森林、挖掘树根、烧荒种田。砂质黏土的地力薄，很容易就被耗尽了，只好再重新开垦一块耕地。于是，俄罗斯农民“象风滚草一样”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俄罗斯平原的天然疆界，“到乌拉尔和白海为止”。俄国历史学家有一种看法，认为大自然对于西欧是“亲娘”，对于俄罗斯则是“后母”，以此来说明俄罗斯民族所面对的艰难的自然环境。俄罗斯的移民拓荒还与外族的侵犯有一定关系，俄罗斯平原广阔无屏，草原蛮族可以长驱直入。克柳切夫斯基说：“与草原的游牧民族，波洛夫齐人以及凶恶的鞑靼人的斗争从8世纪几乎一直延续到17世纪末叶，这是俄罗斯人民最痛苦的历史回忆，这段历史记忆深刻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并且异常鲜明地表现在他们的壮士诗中。”基辅罗斯时期，外犯频仍，西南罗斯的居民不断向东北腹地迁移。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外敌的入侵下，俄罗斯人不断开发新的土地，征服并移民到新的土地上。如果说俄罗斯早期的移民开拓具有某种被迫性，那么，习惯变成自然，流动性逐渐成了俄罗斯民族血液中流淌着的因素。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后，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开拓移民，俄罗斯的“液态因素”更多地具有了进攻性和扩张性。俄罗斯人越来越深入到亚洲腹地，俄罗斯国家越来越逼近东方，历经几个世纪，俄罗斯这个内陆国家终于成为拥有多个出海口、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

移民拓张是贯穿俄国历史始终的一条线索，无论古代、近代还是现代，俄罗斯国家的历史是不断运动、不断移民、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不断变换的历史。俄罗斯的拓张包括领土的拓展、移民以及俄罗斯经济文化在新土地上的推行。其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1）17世纪之前。这一阶段的开拓伴随着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和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出现，它部分地决定了俄罗斯的历史发展和民族性具有移民开拓色彩的特点。其范围基本是在自然疆界内。2）17世纪后的整个帝俄时期。这一阶段俄罗斯拓张的内容可以归结为实现俄国作为横跨欧亚大帝国的目的，是具有扩张性质的。3）苏联时期。毋庸讳言，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国家依然具有扩张主义倾向，同时，苏联的拓张带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世界革命的理想）。

俄罗斯拓张的直接结果是国家版图的急剧扩大，它占居了1／2欧洲和1／3亚洲的面积，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拓张的间接结果是对国家内部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早期居民的拓荒迁移，还是后来国家有意识的扩张，都需要军事力量。于是，对于军事力量的倚重，使军事守卫者贵族、大公在国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俄国有一句话：农民种地，贵族打仗，这是天经地义的。而国家对贵族的报偿是帮助其对农民不断地加重奴役，15世纪后，正是在俄罗斯国家移民拓张的背景下，农奴制开始形成，中央集权国家确立。俄罗斯拓张的方向和性质在俄国历史进程中起到极大作用，它不仅对俄国历史的基本现象农奴制、专制制度的形成产生影响，同时直接促成俄国历史的另一特征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东西方属性，即所谓“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

二、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

“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最直观的理解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即俄罗斯这片土地处于东西方之间。我们知道，俄国通过拓张成为横跨欧亚的国家，成为连接东西方的独特桥梁。地理位置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欧亚主义者认为，在古老的欧洲和亚洲陆基中间，还可以分出一个洲“欧亚洲”，俄罗斯处于它的主要地域。这样，俄罗斯构成了既不同于欧洲、亚洲，又与欧洲和亚洲密切相连的“某种第三块独立的大陆”。这使得俄罗斯人经常自问，我们是深入亚洲的欧洲人，还是居住在欧洲的亚洲人？

对“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的进一步理解是历史文化角度的。关于它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不同时代的西方派都强调俄国的欧洲属性，认为俄国并不“例外于西方”，俄罗斯的历史与西方国家的历史没有本质的区别；斯拉夫派则着重俄国历史的“特殊性”，认定东正教和村社土地占有制是俄罗斯历史的“独特遗产”，是俄国和西方的根本差异。然而，无论是激烈的西方派、还是极端的斯拉夫派，都必须承认俄国历史与西方历史截然不同的绝对例外性是不存在的，而它的相对例外性又是确实存在的。俄罗斯民族的祖先是成长于东欧平原的东斯拉夫人的一支，公元862年留里克王朝的建立，奠基了俄罗斯历史文化中的北欧文化因素。988年“罗斯受洗”，俄罗斯人在皈依拜占庭的基督教东正教的同时，也接受了拜占庭文化，10_12世纪的俄罗斯深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结合了近东文化因素和西方法律传统的拜占庭文化对整个俄国历史发展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13_15世纪鞑靼蒙古的统治给俄国人留下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国家范式，莫斯科集权国家的形成就是其影响的直接产物。整个16世纪，随着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形成，俄罗斯人跨过乌拉尔山挺进亚洲，俄国的东方色彩越来越浓厚。从17世纪开始，俄罗斯逐步与西方接近，到18世纪，彼得大帝进行了改革，在东西方之间犹疑的俄罗斯，被彼得大帝有力地推向西方。但是，俄罗斯文化具有东西方综合色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俄国向何处去、俄国走西方式的道路还是东方式的道路问题始终困扰着俄国思想界。

5: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最伟大的将领--朱可夫元帅

6：1905年1月，沙皇血腥镇压了彼得堡工人的和平示威，制造了一千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的“流血的星期日”又称“血腥星期日”

。

7：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简称“苏联

1991年12月25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

俄罗斯扩张之谜

1547年1月19日，庄严肃穆的克里姆林宫乌斯宾大教堂正在举行隆重的加冕仪式，当满头银发的大主教马卡里把镶满珠宝的莫诺马赫皇冠郑重地戴在年仅十七岁的大公伊凡四世（又被称为伊凡雷帝）头上的时候，俄罗斯 历史 上新的一页开始了。

伊凡四世加冕成为俄国 历史 上的第一个沙皇，这决不仅仅意味着“称号”的改变，而是代表着一个民族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从这时起，到十九世纪末的仅仅四百年时间，沙皇俄国从一个地处欧亚平原一隅的、面积28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面积达220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这是一种何等惊人的扩张速度！

从伊凡四世起，象征着沙皇统治的双鹰旗帜，就开始在北半球的上空猎猎飘扬。

那么，沙皇俄国为何如此扩张成性呢？它的内在驱动力和外部环境如何？扩张成功的因素是什么？它本身所具有的东方基因，又是如何形成和助长了它在东方的扩张？另外，沙皇除了他手中高举的军刀以外，他还拥有什么魔力和法宝，驱使那些好战的哥萨克分子，像决了堤的洪水，向广阔的欧亚平原没有遮拦地倾泄而去？这一系列看似简单实则颇费考究的向题，长期以来，引起了人们无限的兴趣。

一架没有栏杆的婴儿车

俄罗斯发祥于欧亚大平原。它的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川大地，既没有高山大川可凭，也没有雄关要隘可守。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国家来说，欧亚大平原是一架没有栏杆的婴儿车，毫无安全可言。因此，它饱受过侵略和奴役之苦，那些神出鬼没的草原飞骑和金戈铁马的鞑靼军队，就曾是酷爱自由与独立的俄罗斯的大敌。在经过了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血与火的洗礼后，俄罗斯终于挣脱了鞑靼人奴役的枷锁，但是，就像胜利来之不易一样，要保卫胜利也是极不容易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得不经常扩张边界，以防止他们的敌人接近他们。

这其实只是一种简单的生存规律，一种本能而已。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教授曾经指出：生存和安全是人的头等需要。一个民族的心理也是这样。俄罗斯咄咄逼人的扩张行为，也只是出自一个单纯的欲望——继续生存的本能，这是一种对地形所造成的危险的直接反映。

近代地理大发现认为，有没有出海口和领海，几乎成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近代 社会 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方面，俄国也有着先天的缺陷。因为濒临俄国北部和东部的海洋，尽管海岸线很长，实际上却不能用于经济上的需要。唯一起着海上大门作用的是阿尔汉格尔斯克——白海上的一个港口，但它一年也有9个月的封冻期。

铁路时代出现前，一个国家没有出海口，就等于与世隔绝，它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将停滞不前，对外贸易也将仰人鼻息。因此，寻找出海口的愿望，也是助长俄国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到彼得一世时期，向海洋扩张的愿望就更为迫切了。马克思曾经评论说：“‘俄国需要有水域’这句话，成了彼得一生的座右铭。”

此外，人烟稀少的亚欧大平原，还使俄国远离当时世界上的商业和文化中心，这就导致了俄罗斯文化上的孤立，从而迫使它不断地寻求与西方的一些中心对话。

俄罗斯的这种地理环境，一方面赋予了它对外扩张的内在要求，另外，也提供了它对外扩张的客观条件。既然亚欧大平原只是一架没有栏杆的婴儿车，它没有山川河流作为屏障来保护一个弱小的俄国，同样，它也不会有障碍来阻挡一个野心勃勃而又日渐强大的俄国。遍布于亚欧平原上的横交错的河流网，四通八达的连水陆路，无疑助长了它向南到黑海、向西到波罗的海的大移动。再加上广阔的东部地区人烟稀少，这就给俄罗斯向东殖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和空前的机会。

有关地理环境引起扩张的观点，在许多学者们看来也是成立的。尼古拉·伯狄阿耶夫在他的论文《论空间对俄国人精神的抑制》一文中，就清楚地写道：“我虽然不是从亚欧平原成长起来的俄罗斯国家的同情者，但我也认识到它是为控制广阔土地而斗争的产物。我认为是自卫迫使俄罗斯人赶走侵略者，并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坚定地保卫自己，但由于居住的地方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自然保护条件，他们就不得不经常扩张他们的边界·•••••”

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尽管早期的俄罗斯就野心勃勃地极欲扩张它的版图，但它毕竟还面临着复杂的周边环境。

西面，与俄国毗邻的有立沃尼亚（约相当于今天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立沃尼亚以南是立陶宛大公国。俄国的西北方则为瑞典（其版图包括芬兰）。这些国家是俄国向西方扩张的严重障碍。特别是立沃尼亚位于俄国进入波罗的海的咽喉之地。立沃尼亚原为日耳曼骑士团的领地，后来成为独立国家。十六世纪时，立沃尼亚四分五裂，内战频仍，名义上是日耳曼帝国的组成部分，并受罗马教皇的庇护，实际上成为它的邻国瑞典、丹麦、波兰、立陶宛长期争夺的一块肥肉，俄国也想染指其间。至于波兰、立陶宛控制下的白俄罗斯、乌克兰，早就成了沙皇俄国觊觎的对象了。但是，和当时的东北欧强国瑞典、丹麦、波兰、立陶宛比起来，俄国还只是一只初生牛犊，尽管勇气可嘉，毕竟实力有限。不过，随着俄国实力的发展，这些国家也都纷纷成了它的俎上肉。

南面，与俄国连界的是从金帐汗国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克里米亚汗国，再往南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的前身为突厥人，它们于1453年征服拜占庭后建立奥斯曼帝国，它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地跨欧亚非三洲，特别是控制着黑海与地中海相连结的咽喉要道——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克里米亚本身实力不强，但它得到了强大的土耳其的支持，不仅堵塞了俄国进入黑海的道路，而且还经常袭扰俄国。

东面，与俄国接壤的是位于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以东则是诺盖汗国，再往东就是失必儿汗国了，这些汗国都是从金帐汗国中分离出来的。伏尔加河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一向被俄国扩张主义者称为“天下胜地”。喀山汗国的首都喀山城是通向乌拉尔一带的必经之地，也是东欧、北欧同高加索、中亚地区贸易往来的冲要之道。如果俄国一旦占领喀山，即可获得东进和南下的基地。再加上喀山等诸汗国实力相对弱小，因而就成了俄国扩张主义者的首批祭品。

吉普赛式的斯拉夫人

如果说自然环境造就了俄罗斯的扩张主义的话，那么，这种扩张主义的早期特征则是斯拉夫民族对亚欧平原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移民过程。从许许多多生动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知道了一个喜欢迁徙的民族——吉普赛人。他们携儿带女，轻装简从，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而俄罗斯人的祖先——东斯拉夫人，似乎也有着吉普赛人的习性，在广阔的亚欧平原上漂泊、游荡，艰难地繁衍着他们的生机和文化。

据编年史记载，斯拉夫人对亚欧平原自愿或非自愿的移民，比俄罗斯扩张主义的所有其它表现要早出现几个世纪。一般说来，斯拉夫农民的漂泊迁移，并不像吉普赛人那样浪漫，而是因为三个方面的原因被迫不断深入内地和向北或向东推进的：寻找没有游牧部落袭击危险的土地；获得自由土地的愿望；希望躲避国家那些贪得无厌的税吏和募兵官。早在六世纪东斯拉夫部落到第聂伯河起，他们就开始利用第聂伯河方便的交通条件来扩大他们的领域。他们顺利地向南移动，远达黑海南岸并且往北到达伏尔加河上游。

从十一世纪开始，斯拉夫人的移民进入第二个阶段。波洛伏齐游牧部落的蜂拥而至，使基辅周围的南部草原生活变得日益不稳定，于是许多斯拉夫人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去，其中许多人的迁移完全超越了过去斯拉夫人的定居线。这批移民的到来，使附近地区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日益强大起来。这个公国位于蒙古人控制的罗斯地区的中心地带，而后来的莫斯科公国，就恰好诞生在这里。

在蒙古人统治的时代，斯拉夫人的扩张主义和移民传统虽然被限定往北方发展，但决不能说它们移民的范围缩小了，恰恰相反，数千逃难的农民逃往卡累利阿以躲避蒙古人的恐怖，因而给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提供了一个要求合并该地区的机会。

斯拉夫族迁徙的第四次浪潮是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的，这时俄罗斯国家已经建立，这次迁徙的浪潮成了任何官方的政治合并的先声，并为俄罗斯后来的边界扩张奠定了基础。当时，立沃尼亚战争在进行，为了反抗无休止的战争加诸农民的横征暴敛和拉枫征兵，也由于响应回到南方肥沃土地去的多年梦想的召唤，数千莫斯科国的农民向南方迁徙，其中大半迁入顿河流域和顿涅茨克河流域渺无人烟的土地。随着最初的农民进一步向南移动，他们建立起一些新的哥萨克社区，这些社区正好处于莫斯科政府的代理人力所不及的地方。因此，俄罗斯向黑海扩张最早的事实就是半逃亡的农民偶然的推进，如果没有他们的先期移民，那么征服和兼并黑海地区的进程就会被大大地推迟了。农民成了俄罗斯扩张的先遣队。斯拉夫农民最后一次迁徙的浪潮发生在十六世纪后期和十七世纪初，这是对开垦拥有诱人的自由土地的西伯利亚的响应，也是再次为反对压在莫斯科国全体农民身上越来越重的横征暴敛的一次无声反抗。提起“西伯利亚”，一般人会感到毛骨悚然，在他们的想象中也许会涌现出沼泽密布、冰雪茫茫的蛮荒景象。人们也许还会认为这里除了偶尔出现几个原始的土著外，就是满山遍野的野狼，间或有几个手持火枪的哥萨克······当然，这只是一般人的想象而已。其实，在一代又一代的拓荒者看来，这里是一片绚丽多彩的土地，到处是美丽的自然风光，这里的生活充满艰辛也富有自由。无论是宁静夏日贝加尔湖阳光明媚的景致，或是西伯利亚土著居民的纯朴热情，都令许许多多的拓荒者们心向神往。

但是，无论怎么说，这最后一次农民迁徙的浪潮却大大地促进了政治的统一。这次迁徙严格说来是随着皮货商人之后的，可是，在政府推行它的殖民政策之前，农民迁徙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以商人和教士为代表的俄罗斯官方人士，而且总是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由国家遣往的移民。十七世纪初，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由于农奴制度的强化，自发移居的农民的数量大大减少了。以后，沙皇政府又严格地规定了农民流入西伯利亚的比例，从此，斯拉夫农民的移民浪潮基本停止。

但是，回顾十七世纪以前的 历史 ，我们发现，俄罗斯农民几乎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走在国家官吏之前的，因此，他们才是亚欧大草原上真正的拓荒者。为了寻求肥沃土地或为了免遭游牧民的袭击或为了逃避国家的兵税，冒险的俄罗斯农民以他们勇敢而不畏艰辛的行动，扩大了俄罗斯人对于自然界的不幸的是，他们勇敢的行动，反倒给他们力求逃避的那国家开辟了扩张的道路。他们越是走在政府的前头，他们就越是助长了俄罗斯扩张主义加快速度。

金钱的诱惑

在促使向外扩张的诸因素中，贸易是最恒久不变的因素。早在俄罗斯统一国家出现之前，这种商业与扩张互为推动的情况就已经出现了。北欧海盗出身的瓦良格人首先发现了斯拉夫人地区巨大的商业意义：他们的领土能够用来连接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的市场与加罗林帝国的市场之间的贸易路线。于是，瓦良格人南下征服斯拉夫人，建立起基辅罗斯，为了实现他们建立商业大帝国的梦想，最初的几个基辅大公执行着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在处理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方面，基辅把对外扩张作为对外贸易的补充，几次发动了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最终迫使后者接受屈辱的条约，为基辅罗斯的商品和奴隶贸易进入拜占庭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

俄罗斯国家统一以后，莫斯科商人控制并且主持着罗斯地区的贸易事业，伊凡四世时，因为贸易冲突而引发的国际争端达到了严重的关头。1552年对“天下胜地”喀山的迅速征服被伪装成为一次反对伊斯兰教徒的基督教十字军，而1554年和1556年征服阿斯特拉罕时就公然以给莫斯科的贸易打开整个伏尔加河流域为目标。1558年，为了不使俄罗斯被排挤到欧洲贸易活动的外围，伊凡四世冒着极大的危险，发动了耗费巨大的立沃尼亚战争，以求在波罗的海海岸为莫斯科获得一个港口。因为在伊凡四世看来，只要他保有哪怕是最小的一个港口，这个战争就证明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但由于波兰、立陶宛和瑞典三方都反对伊凡插足波罗的海，因而伊凡四世最终一无所得。

在彼得以前莫斯科国领土扩张的最后阶段多半是为贸易事业推动。这种由于经济上的贪婪而引发的对外扩张在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的过程中达到了高峰。前面说过，西伯利亚的自然条件是艰辛的，但是那里也埋藏着淘金者的梦想。许许多多希望发财致富的商人和哥萨克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在西伯利亚寻找着发财的机会，他们中间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则长眠于此。

对于商人们的冒险和扩张，沙皇政府是完全同意的。它先是授予大商人斯特罗干诺夫家族一项政府专利权，允许他们在西伯利亚进行殖民掠夺。对于那些自发前往东方的人们，沙皇政府则通过一种纳贡效忠（以毛皮、牲畜等纳贡）的制度把他们管理起来。到1590年，沙皇政府又派出军队永久驻扎西伯利亚，用来镇压地方的起义。

沙皇政府与商人的紧密合作，不仅巩固了它在西伯利亚的势力，而且主持了不断向东寻求皮货的探险。这个殖民扩张进程于1648年达到了顶点，在这一年里，谢苗·迭日涅夫通过白令海峡自欧亚大陆的东北角到达了美洲大陆。

因为贸易的关系，沙皇政府除了在东方冒险外，还在西方与南方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在西方主要是争夺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在南方则是为了打通由黑海到地中海的商路，这一切都在证明，是金钱和贸易的巨大诱惑，促使沙皇政府进行着全方位的扩张战争。贸易与扩张，有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俄国的商人阶级也是这样，为了保证贸易道路、商业利润以及殖民掠夺，不断地支持和推动沙皇政府向外扩张。

正教的光辉

宗教原则虽然从来没有靠牺牲政治的利益而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它却常常成为一个有用的理论，因为它能掩盖扩张者为掠夺金银财富而发动战争的凡俗动机。从988年罗斯军队皈依罗斯人的生活方式，鼓舞和发展了他们个人的和公众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东正教赋予俄罗斯人一种世界观，使他们可以向其周围的人们－东面的伊斯兰教徒和西面的罗马天主教徒－定出自己的方针。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都对他们的政治生存因而也对他们的宗教生存摆出了一种威胁姿态。

基辅和莫斯科公国反对信仰其他宗教的国家的大多数军事行动，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并且以十字军的形式出现：夺取新的领土以扩充东正教的边界。因此，我们除了看到由地理限制引起的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和经济欲望引起的贪婪外，我们还能看到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另一方面，即由宗教的救世主义产生的热诚。既然俄罗斯被信仰其他宗教的列强长期包围，那么东正教在彼得以前俄罗斯的征服理论中就成了坚定不移的信仰。

伊凡四世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就是以宗教的名义完成的，有些为了追求商业利益的征服和扩张有时也假借宗教的名义。莫斯科特列基雅科夫画廊展出的著名圣像《教会的得胜》，就充分说明了伊凡四世是如何假借宗教的名义进行他的扩张事业的。这幅圣像表示沙皇伊凡与大天使米哈伊尔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并列，表示在崇高的东正教征服者的神圣传统中，伊凡乃是神圣的后裔。当伊凡在劲头十足地与立沃尼亚人进行战争时，就把他们都当做是不信上帝的人。他还三番五次地把自己描绘成基督教的监护人，因而被赋予了统一基督教世界的任务，以便与他的伟大前辈康斯坦丁皇帝媲美。

就俄罗斯教会来说，它在配合莫斯科当局扩大边界方面也是毫不示弱的。从1328年俄罗斯的总主教移居莫斯科起，他们对莫斯科大公们日益增强的野心就更加给予道义上的支持。1453年，当东正教的中心君士坦丁堡陷落使莫斯科国成为唯一自治的东正教的政治体系时，教会在努力发展莫斯科国的帝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呼声变得更响亮了。瓦西里三世时期，僧侣弗洛菲正式提出了“第三罗马”的理论。他在给瓦西里三世的文件中阐述了这一理论，他写道：

“至高至贵的君主，基督教正教的沙皇，大公陛下······您将取代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地位。

“第一个罗马因信奉异端而垮台，第二个罗马一君士坦丁堡的教堂之门也被伊斯兰教徒的战斧所劈开。现在这里是新的第三罗马，保持您的皇位以及神圣使徒的教会，使宇宙之内、普天之下，永远照耀着正教信仰的阳光。

“尊敬的沙皇啊！因为一切信仰基督教的王国将统一于您的王国，您也将成为普天之下基督教的沙皇。

“尊敬的沙皇，请自尊自爱吧！全部基督教王国将统一于您。两个罗马已经垮掉了。第三个罗马屹立着，而第四个罗马永不会有。”

这种呼声就是要莫斯科取代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全世界的基督教王国要统一于沙皇俄国，而沙皇将成为全部东正教徒的沙皇。

虽然都主教和教士们在直接影响莫斯科国的领土野心方面并不成功，但他们能够把救世主和宗教使命的生气勃勃的 情感 灌输进莫斯科国的外交政策。到伊凡四世统治时，整个朝廷受到一种基督教优越感和自以为是的气氛的影响，这种气氛一方面增强了把新教徒赶出波罗的海的欲望，另一方面在东方穆斯林地区加强了基督教广泛殖民的政策。

在十七世纪初，当弗拉莱特总主教与他的儿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沙皇共同统治时，教会有更多的机会指导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到1633年弗拉莱特死之前，他拟订了计划，以便有朝一日罗曼诺夫王朝的俄国能够进行反对波兰的战争，不仅要报复在混乱时期波兰的干涉，而且要使好战的东正教与好战的波兰天主教打仗。他这样做的时候得到了老百姓的有力支持，因为他们把波兰看成是反对基督的化身。随着1652年尼康总主教的就职，俄国更加转向信奉东正教的东方，并且拟就了解放那个地区信奉同一宗教的人们的计划。一旦波兰被迫宣布中立和东乌克兰被兼并，这种野心就与莫斯科现实主义的计划相吻合，即与土耳其打仗。从十四世纪以来，侵略成性的基督教君主的原则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世界野心已经结合起来，到1700年他们终于完全合拍了。这时，沙皇认为，俄罗斯强大到足以向土耳其人挑战了。巴尔干半岛的关键是信奉东正教的各族人民，这给俄罗斯提供了一个进入巴尔干地区的绝好口实－解放巴尔干。这最终使俄罗斯人的贸易有一个通过战略要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出口。

沙皇－帝国意识的象征

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俄罗斯的统治者开始把自己说成是罗马皇帝的后裔和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甚至把自己描绘成金帐汗国的大汗继承人。这种努力把自己装扮成正统继承人的做法，在中国 历史 上也曾出现过，但这种情况在西方似乎更多。

就俄国 历史 来说，早在伊凡·卡利达时期，这位号称“钱袋”的大公在取得“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称号后，就把它（指称号）扩大为“全俄罗斯之王”。伊凡在这样做的时候宣告说：我们是伟大的留里克家族的后裔，留里克王朝的世袭权起先确定在基辅，后来移往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现在已经在莫斯科确立起来了。这种宣称自己为某一个伟大家族后裔的做法并不仅仅是为了一种表面上的虚荣，而是反映出莫斯科公国所逐渐形成起来的帝国意识形态。因为他们的所追求的目标是收回他们的“世袭领地”（遗产），也就是世世代代扩大领土的幻想。

1473年以后，伊凡大帝在许多场合都用“沙皇”这一称呼号，这是莫斯科公国在帝国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的一个象征性步骤。“沙皇”一词来源于古罗马皇帝的称号“恺撒”，意思是“皇帝”。这个至高无上的称号原来是俄国人用来称呼拜占庭皇帝的，后来，俄国人也以此来称呼蒙古可汗。

伊凡大帝的这一举动，关系到下列的事实，即留里克家谱把莫斯科公国的家族上溯到古代罗马皇帝。为了给日耳曼皇帝（他也把自己当作罗马统治权的继承人）以深刻的印象，伊凡还使用了双头鹰的国徽（这原来是拜占庭帝国的国徽），对此，恩格斯曾经形象地指出：“当君士坦丁堡刚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莫斯科大公就把拜占庭皇帝的双头鹰加入了自己的国徽，从而宣称自己是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和复仇者；大家都知道，从那时起俄国人就力求占领沙皇格勒即沙皇城（他们在自己的语言中是这样称呼君士坦丁堡的）。后来小俄罗斯的富饶平原又引起了他们吞并的欲望。”

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加冕成为“沙皇”，这表明，他也成了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总之，莫斯科的统治者们采用和从战略意义上运用种种称号以及为这些称号附加上意识形态，这不仅想要表示与其他统治者平等，而且等于公开宣布了扩张主义计划，这对于莫斯科的一些敌对国家来说，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莫斯科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还日益觉得他们是金帐汗国的遗产继承者，并把金账汗国曾经拥有的全部领域作为俄罗斯帝国政策的一种最终目标。在俄罗斯统治者看来，只有它才最有资格提出在前宗主的区域内充当领导者的要求。在对伏尔加河中、下游的两汗国进行征服的过程中，尽管莫斯科曾策动信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作为一支基督教十字军而进行战斗，可是，莫斯科国的统治者却是以充当早先金帐汗国旧址的当然继承人来进行这次东方战役的。在俄罗斯的思想里，把沙皇的称号与罗马恺撒的概念联想起来以前，沙皇这个称号同“汗”这个称号早就是同义语了。在伊凡三世取得喀山战役胜利之后，他才第一次采用了“沙皇”的称号。当伊凡四世以“沙皇”之尊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时，他乃是作为金帐汗国的汗的真正继承人而这样做的。在向东征服的过程中，沙皇政府利用许多土耳其部落和蒙古部落把它当做可汗继承人的这种感觉，为它的征服活动创造了心理上的有利局面。直到十八和十九世纪，对于加尔梅克和布里亚特人来说，沙皇还是他们心目中的“白汗”。

这样，“沙皇”这一明显表露俄罗斯帝国心迹的称号，就成了一个万能的法宝。在向西方推进的时候，俄罗斯的统治者就把自己看作是罗马皇帝的后裔和拜占庭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在向东方推进的时候，他又是金帐汗国的继承人了。东正教的俄罗斯尽管曾打着“维护正教信仰”的旗帜对外用兵，但它却是心甘情愿地承认伟大的穆斯林统治者的威望的。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利用了自己辉煌的过去——由基辅罗斯以及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所提供的一切可能的条件，为它的勃勃野心添上一层美丽的谎言罢了。但是，从俄罗斯发动的历次战争的动机来看，我们又几乎可以说，正是这种妄想至高无上的勃勃野心，构成了俄罗斯扩张主义的最大动力。

参考资料：《俄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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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所了解的一点情况，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自9世纪下半期基辅罗斯国家建立以来，俄罗斯文化历程已逾千年。由于处在文明和文化交汇结合之地的独特条件，俄罗斯曾先后受到来自北方的瓦里亚基人、南方的拜占庭、东方的游牧民族和西方先进国家的不同影响，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与外来文化不断的碰撞、冲突和融合过程中实现的。 9世纪初，生活在东欧平原上的东斯拉夫人形成了西南部、北部、东部三个部落联盟，处在早期国家形成时期。而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里亚基人的参与，使东斯拉夫人的原始文化受到最初的重大影响和改造。实际上，那条促进了一连串古代罗斯城市的繁荣的著名商道“从瓦里亚基人到希腊人之路”，就是由那些准备前往富庶的拜占庭寻求财富的武装的瓦里亚基人开辟的。瓦里亚基人把自己的组织和制度带到罗斯，给基辅罗斯国家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对于9世纪中叶瓦里亚基人部落首领留里克到诺夫哥罗德称王与罗斯早期国家的建立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奥列格征服基辅所标志的究竟是谁的国家的建立等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如果说在东斯拉夫人从蛮荒向文明转变的过程中有北欧瓦里亚基人的参与和影响，那应该是一个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事实。 9—10世纪，在基辅罗斯的南面，隔着黑海，拜占庭帝国正处于兴盛时期。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联系对于罗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的野蛮国家同一个继承了古典文明并成为这一文明中心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起初，拜占庭和罗斯之间的贸易和时有发生的战争，是基督教文明潜移默化渗入罗斯的主要形式，而在988年罗斯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后，随着大批希腊籍的拜占庭神父的到来，以教堂建筑、圣像画等宗教艺术为先导，拜占庭的神学思想、宗教文学、政治和法律观念以及历史、地理等专门知识源源不断地传入罗斯。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同时也是一种文明的表现形式。通过基督教，拜占庭所继承的古典文明的光辉开始照耀罗斯土地。988年的历史文化意义在于，它开始了罗斯基督教化的过程，同时也开始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接受西方文明的时期。 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精神和艺术方面，而没有涉及罗斯的政治结构和财产关系。直到13世纪初期蒙古征服以前，基辅罗斯内部结构和制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瓦里亚基人的军事组织体制与罗斯土著的“韦彻”制度的结合为基础的。 13世纪初期，蒙古的征服使罗斯发展的方向发生了逆转，开始了罗斯社会和文化的东方化时期。征服者不仅以东方习俗影响了罗斯的表层生活，还以自己的一套制度改变了罗斯的内部秩序。东方因素被植入了罗斯社会和文化之中。蒙古人征服罗斯各公国之后没有长期占领，而是“从远方统治着罗斯”。罗斯各公国王公的废立取决于金帐汗，一般情况下，金帐汗以罗斯王公向他称臣纳贡为条件，承认他们为各自公国的统治者；如某一公国发生反叛，则对其进行惩罚性的征讨；平时则派遣代表驻在公国以保持控制。就这样，罗斯政治生活的中心转移到了罗斯境外——汗国的都城萨莱甚至蒙古帝国的都城和林。罗斯原有的政治结构彻底破坏，自治的公社和享有立法权、司法权的韦彻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凡是具有自由和居民权利的东西都被取消而不复存在。在被征服的罗斯，城乡居民都被登记入册，强迫其缴纳全部财产的十分之一，违者即被卖身为奴。1328年起，莫斯科王公被金帐汗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成为汗的代理人，为汗征收贡税。他们继续按照蒙古人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政治、税收和军事组织。 14—16世纪是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形成的时期。罗斯争取独立和统一的过程加强了它的东方化趋势，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要求集中一切力量，于是形成了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忠于东正教信仰的社会意识；莫斯科的大公和沙皇不但继承了金帐汗的绝对权力，而且使全部土地成为他们的私 产；作为莫斯科的君主控制军事力量和巩固政权基础的手段，军功领地制和劳役制开始兴起。1480年，罗斯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然而，从外族统治下获得解放并未改变罗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东方化进程。恰达耶夫曾经指出：罗斯经历了残暴的凌辱性的异族统治，而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被罗斯本民族的掌权者继承了。“我们成为征服的牺牲品。在我们推翻了异族的统治之后，我们本应利用这一时期我们的西方兄弟那儿产生的思想，可是我们却脱离了大家庭，我们陷入了更为残酷的被奴役境地，而且这种奴役还被我们的解放这个事实神圣化了。而在当时似乎笼罩着欧洲的黑暗中，已经出现了多少亮光!”他认为，这正是俄罗斯民族青春时期的可悲历史。 发展中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成为对莫斯科公国社会和文化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统一国家的建立意味着一切都取决于莫斯科的意志，取决于沙皇的意志。沙皇政权不能容忍任何与它的利益不一致的东西存在，它严密控制全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实行自我封闭的政策，从而使莫斯科公国与欧洲文明几乎隔绝。 但是，还在16世纪的时候，一个对于俄国历史和文化来说意义十分重大的新因素就已初见端倪。为了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为了成为欧洲大国，俄国不断同其周围的欧洲国家发生冲突，由此产生的直接的军事和经济需要迫使它承认欧洲文化的优越并开始学习西方，力图从那里引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而17世纪初期“混乱时期”俄国经济衰败，政局不稳，多次遭受西方邻国的侵略，被动挨打，蒙受耻辱，这一惨痛的历史经验对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以后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17世纪俄罗斯开始面向西方的时候，构成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是源于拜占庭的精神和艺术，以及源于蒙古征服者的结构和制度。 17世纪是俄罗斯文化史上非常关键的时期。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东方化发展之后，俄国终于迎来了它的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后，尤其是在17世纪下半期沙皇阿列克谢朝代，从西方引进先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以及与西方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西方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思想也随之进入俄罗斯。 如果说阿列克谢拉开了俄罗斯欧化的大幕，那么彼得一世则上演了一出高潮迭起的欧化活剧。18世纪初期的改革为俄罗斯打开了面向欧洲的大门，西方文化全面地冲击着传统的俄罗斯生活。俄国开始按照西欧的方式组织工业、改革行政管理、建立科学院和大学；启蒙思想在俄罗斯迅速传播，并且发展为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教会垄断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局面被打破，世俗化的趋势日益加强，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以及风俗习惯、婚姻家庭关系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俄罗斯开始摆脱中世纪状态。 从19世纪初期到1861年改革，是俄国农奴制关系开始瓦解、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长的时期，也是新文化蓬勃兴起的时期。19世纪初期，西方世俗文化的最高体现——自由主义——在俄国贵族中广为流传，由官方人士提出的限制农奴制和实行宪政的方案标志着贵族自由主义的发展，而政权实际推行的改革意味着传统的结构和制度已经出现了松动。1812—1814年的反拿破仑战争孕育了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冲击俄罗斯的高潮，十二月党人运动则是欧化的贵族青年力图用革命方式把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移植到俄罗斯土壤上来的一次尝试。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失败，但俄国社会的精神求索没有停止，而西方文化的东渐势头也依然不减。继自由主义之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思潮也在俄国青年中风行一时，它们极大地刺激了俄国思想界的理想主义倾向，并使之具有激进的色彩。30—40年代，围绕俄国的历史道路和发展方向问题，展开了著名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它孕育了俄国解放运动的两大流派——革命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也给俄国社会思想以后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19世纪上半期，在俄国社会酝酿变革的背景下，在西欧文艺思潮的影响 下，俄罗斯文学、艺术、教育、科学也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渐趋式微，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新风格相继而起。戏剧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继浪漫主义取代古典主义之后，现实主义很快登上了舞台。画坛吹拂着阵阵新风，浪漫主义情调和现实生活气息对学院派尊崇的古典主义提出了挑战。在音乐方面，则形成了独立的俄罗斯古典乐派。除此之外，历史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有了新的进展，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世界性的成就，教育事业的发展导致了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的出现，显著增长的书籍报刊的种类和发行量标志着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 1861年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60一90年代，新文化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继续发展。继农民改革之后，在地方自治、司法、军事、财政、国民教育、新闻出版等方面按照资产阶级法治精神进行了初步改造。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渗入宗法制的农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欧化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贵族而扩大到了新的居民阶层，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思想和运动探索着俄罗斯的未来：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虚无主义悄然兴起，并逐渐形成了民粹主义理论和运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则提出了促使政府继续改革的新纲领，以及向立宪政治过渡的系统主张。解放运动的这两大流派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的诉求，他们的选择影响着俄罗斯的命运。这一时期，文艺界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科学界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重大的研究成果。对知识的渴求成为时尚，社会团体和私人办学十分盛行，民主派知识分子组织了业余扫盲教育，俄国妇女为争取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展开了广泛的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沙皇专制制度和中世纪的土地占有方式仍然与之并存。这个时期的精神文化生活具有更加多元化和更多竞争性的特点。在文学艺术中，批判现实主义流派继续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的幼芽破土而出，象征派、未来派、抽象派等源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流派纷纷涌现。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领域，充满着激烈的冲突和对抗。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西方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 ——的传播，俄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继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出现之后，90年代诞生了列宁主义。同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纲领和策略也趋于激进化，它与专制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传统的宗法制文化由于本身基础的削弱而走向衰落，社会运动的广泛发展和革命情绪的增长表明，宗法观念对社会的约束力日渐减弱，旧的国家制度和政治结构已陷于危机。俄罗斯面临着新的选择，因为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积累使俄国的现代化进程陷入困境。1917年，在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之后，布尔什维主义与传统的俄国农民民主主义的结合，使俄国脱离了资本主义轨道而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 俄罗斯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造成了俄罗斯文化来源成分的多样性，而这种多元构成的文化的逐渐形成，则是已经成为传统的民族文化与外来的异质文化相互矛盾和相互渗透的过程。尤其是近代以来，文化间的冲突、竞争、妥协、融合是俄罗斯文化发展进程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内容。 俄罗斯的欧化表明了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试图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追赶世界潮流的强烈愿望，其实现方式就是学习西方、引进更为先进的异质文化。而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导致了普遍的文化分裂，如现代化的都市和传统的乡村并存，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和传统的宗法制农业同在等等表面的矛盾现象，以及在道德观念、价值标准、社会思想等精神层面的不同见解。作为社会精英的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上出现分裂，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异质文化采取不同的态度，并进而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发生分歧和冲突。早在17世纪，沙皇阿列克谢时期，对于西方的文化就存在着或追求崇拜、或抵制排斥的不同态度。随着欧化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对立也在加剧。 然而，尽管代表不同意见的精英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得势或失势，从而影响政策，但从根本上说，相对落后国家改变落后面貌的过程必然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在欧化进程中，俄罗斯传统文化没有被淹没，而是在与西方文化的结合中获得新的生命力；西方文化不是被排除，而是在经过一番改造之后被吸收成为俄罗斯文化中的新成分。这是17 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进程的基本模式。 欧洲的事物、方式和思想，往往被融以某种俄罗斯传统而被接受下来。彼得一世按照欧洲的方式、采用欧洲的技术大办工厂，但却以农奴来充作劳动力。俄国资本主义生产逐渐发展起来，但与欧洲不同的是，沙皇政权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它还直接管理大部分重工业。1861年的改革把农奴从人身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国家仍然通过村社这一组织控制着农民。西方的自由主义传入俄国后，曾在一定程度上与专制主义结合而为贵族自由主义；即便后来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也因其对于专制主义的妥协性和依赖性而不同于其西方的原型。欧洲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俄国传播的结果，是它同俄国的村社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俄国农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化也是如此，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布尔什维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形式。当然，也有一些西方的文化因素是比较直接地被移植于俄国的，如科学知识和文学艺术的风格流派。 在近代俄罗斯文化进程中，沙皇政权政策的两重性是应该加以关注的。沙皇政权既倡导俄罗斯的欧化，又竭力限制这一进程：为了加强军事和经济力量以巩固现存制度和支撑对外政策，它需要引进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也需要按欧洲的标准来培养官吏和专门人才。在这方面，俄国是面向欧洲的。但它又担心西方的社会学说——从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将损害专制制度的基础，因而试图使俄国隔离于西方，在防范新思想传播的同时，大力宣扬关于专制制度和东正教是俄国历史发展的条件的观点，提倡驯服顺从、笃信宗教、忠于沙皇的民族性。 由于这种情况，西方文化在表层生活方面比较容易被接受和认同，而在深层结构、意识观念方面则受到限制。但是，欧化有其自身的逻辑。有限欧化的政策虽然不是为了革新社会，但它的实行从根本上来说必然导致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动摇，因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终将引起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动，使新文化渗透到更深的层次。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渐发展以及对这种经济的依赖性逐渐增强，沙皇政权也曾一再地实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19世纪初的改革、19世纪60一70年代的改革和20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改革就是典型的例子。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又一特点是，在很长时间内，来自欧洲的新文化具有鲜明的上层色彩，而传统的宗法制文化影响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居民——首先是农民。欧化的过程造成了上下层在文化上的分离，扩大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因为欧化的主要受惠者是贵族，而这正是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彼得一世为俄罗斯的欧化做了许多事情，但他是以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方式来做这一切的。结果，虽然俄国的表面生活发生了剧变，但其内部结构却继续朝着原先的方向发展；贵族的经济、政治地位、受教育情况和生活方式都欧化了，并且掌握了精神生产的手段，但农民的处境却因此而进一步恶化。即便在1861年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新文化虽然已不是由贵族独享了，但作为俄罗斯民族主要部分的农民在总体上还是受到宗法制度及其观念的束缚，欧化的城市与愚昧落后的广大农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上的差距。在城市中，上层与下层之间也有着同样的鸿沟。 这种上层和下层在文化上的分离和对立给俄罗斯的进步增添了几分戏剧性。正是在欧化的上层中，最先产生了在本质上与专制主义和农奴制度敌对的力量。从拉吉舍夫到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等等，这些反传统的斗士、新文 化的代表，都是在欧洲文化的熏陶下或直接在欧洲受教育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另一方面，作为上层欧化的牺牲品的俄国农民却一直是传统的宗法制文化的主体，他们把任何来自西方的事物和思想都视为骗人的圈套，只相信“ 沙皇父亲”是自己的保护人。正因如此，沙皇政权直到1905年时还把农民看作是专制主义的基础。这种情况曾使接受了欧洲先进思想的进步贵族发出“ 高贵的失望的呐喊”，也曾使民粹派青年的纯真理想被残酷地粉碎，因为他们都不能被他们想要帮助的人民所理解和需要。但是，随着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迅速发展，随着新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来源于欧洲的社会思想开始获得日渐广泛的基础，从而使俄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希望之光。 近代以来俄罗斯文化进程的大背景是俄罗斯在欧化道路上的发展，是俄罗斯面向西方、追赶世界潮流、希望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强国的历史性选择。尽管有过多次曲折甚至反复，但彼得一世确定的欧化方针主导着近代俄国历史进程。俄罗斯与西方，这是近代以来俄国思想的核心问题。俄罗斯的历史表明，只要它还落后于西方，它就需要向西方学习，从西方引进有助于增强自己力量的东西，而俄罗斯社会对于西方文化和俄罗斯文化的价值判断上的分歧也就不会消失，并且必然在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在整个世界文化传播的整合范围内，文化观念的流动在地域上一直处在强势对弱势群体的征服过程之中。世界原住文化群落的解体不言而喻，在整个文化进程的规模的发展中，西方主流文化的绝对优势在世界各地横行与扩张，它已经造成了文化殖民主义世界的普遍化。以强大的市场经济为依托和科技力量为手段的文化扩张主义，全面推行欧美文化中心主义为核心价值观，文化传播正在重构一体化或者说全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

因此，在近三百年中，欧洲文明、文化在与世界各地原住文化的相遇中，产生了许多征服不同文化、文明境遇和遭遇殖民化的情景，影响了不同文化类型和地区自我封闭运行机制。如果将欧洲文化中心向四周边缘扩展而去，进行一个扩张化地图式的描述，大致有以下几种文化类型的独异性存在。（1）以俄罗斯东正教为核心文化价值，地跨欧亚大陆的地域存在，既非欧洲又非亚洲的种族——俄罗斯文化圈，大致开始与彼得大帝时期一直到如今。它创造了与欧洲文化不同的文化区域，在十九世纪之后，给世界带来一种文化模式。（2）以亚洲为中心学习借鉴欧洲文化的另一个文化圈。它代表是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韩以及中国大陆等地区，它用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混合的方式，重组了亚洲的文明，尤其中国大陆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东亚文明的儒文化圈与欧洲文明的相契，创造了一种现代新儒教文化的东亚文明模式。（3）在印度次大陆由于英国殖民地所占领的历史原因，印度文明与欧洲文化相互吸收和创新，是印度次大陆诞生了一种不同与东亚文明的新式文化，它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一个文化发展的过渡带，构建了别样的印度文化和文明模式。（4）在北美地域上新大陆被开发，新的欧洲文明和民族进取心态进入这一地区，很快在近三百年中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另一种欧洲文化的类型。它不同于欧洲本土的文化，充分的表现了欧洲文化的那种鲜活的创造力，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度中有了新的发展和建构。并且日益成为代表当时代的欧洲文化的现代性。（5）非洲文化的原始性也在欧洲文化的强势面前不断的衰落被灭绝，一些非洲国家相继效仿欧洲文化文明做出自己的选择。（6）从欧洲文化的强势上看——世界文化的格局在空间上已经形成了主流向边缘滚动的趋势，如果从近现代三百年历史上看，欧洲文化的发展开始正在从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其它文化群落的存在已经被欧洲科技文明和市场经济以及跨国公司不断征服，它的边缘性正在成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