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虎戟镈——于1958年藏于我国故宫博物馆内,其藏品的高为44.3厘米左右,铣距在27厘米左右,重量在十六千克。其藏品属于西周时期打击乐的一种,出现于西周的中期阶段。
2、大孟散高鼎——出土于我国古代清朝时期的道光年间,此件器物属于我国古代西周早期的青铜礼器中的重器。之所以名为大孟鼎,是因为这件藏品的作者名为孟者而得名。
3、虎父乙鼎——现藏于我国故宫博物馆内。此件藏品的造型是我国古代西周早期最为常见的一类造型,因其器物内壁一侧近口之处刻有铭文虎父乙三字,而因其槐烂得名为虎父乙鼎。此鼎名中的虎指的是这件青铜器主人的族名,父乙指的是青铜器主人已故的父亲,排在乙日祭祀,在我国古代西周时期的贵族们每天都需要祭祖先,所以需要排列祭祀的顺序,依序而祭。
4、司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一座商代古墓中,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国家一级文物,1959年开始作为镇馆之宝收藏于国家博物馆。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它的铸造足以反映商朝中期青铜铸铅掘漏造业的宏大规模。
5、四羊方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是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利簋(汉语拼音:lì guǐ)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
利簋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此种方座青铜始见于西周初年。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桐薯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利簋为圆形两耳方座,这是西周出现的新式样。利簋铭文内容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作器者名“利”,他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好坦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友轮桐。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利簋采用上圆下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利簋及铭文是西周初年最早的有铭铜器。
“利簋”是目前见到的西周初年最早的有铭铜器,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在陜西临潼县零口镇零口村被发掘出土。“利簋”甫一出世,即受到学术界的无比重视。因为它是迄今为止涉及武王唯册伐纣这一历史的唯一实物见证,具有特殊的文物遗存和文献史料价值,对研究武王克商年的界定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其身价远非其他青铜器所能攀比,誉为“国之重器”毫不为过。
牧野之战或称武王克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无疑是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线。从年代学来讲,这一分界线的郑山滑推定,具有一点定乾坤的意义。对之前的夏商而言,是其总积年的终点。对其后的西周来说,直接影响到列王年数的推算。因而武王克商年日的确立,被誉为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圆形,侈口,双兽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庄重稳定;以云雷纹为地,腹及方座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兽面巨睛凝视,森严可怖。商周时期,凡有大事都要进行占卜,以预知吉凶,利簋的内底就镌刻着周武王讨伐商纣之前占卦问神的铭文,共四行三十二字,铭文的大意是:武王伐纣,在甲子日黎明,对伐商能否取得胜利进行了卜问,兆象很好。
这段铭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印证了《尚书·牧誓》及《史记·殷本纪》等古代文献中关于武王克商在甲子日,又恰逢岁星当空的记载。官员利因参与克商之役受赐而作此器,时间在克商后的第七天,因此喊腊利簋是现存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也是反映武王时期风格的标准器,为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在牧野之战击败商纣王,建立周朝,定都镐[hào]京(又称宗周,今西安长安区)。
武王早逝,成王年幼,于是周公辅政,他平定叛乱,分封诸侯,营亩梁宏建成周(又称洛邑,今河南洛阳),制礼作乐,奠定了周代八百年的基业。
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驱逐周厉王,中国历史上从这一年开始有明确的纪年。
公元前770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攻入镐[hào]京杀死,周平王迁都成周,是西周和东周的分界线。
东周又分春秋战国,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已经失去权威,诸侯纷纷崛起,最出名的是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hé lǘ],越王勾践,春秋中后期的主旋律是晋楚争霸。
公元前476年,进入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战国七雄角逐天下:韩赵魏楚燕齐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
西周的青铜器以周原为代表。周原指陕西岐山、扶风之间,是周人的发祥地,周武王定都镐京后,将岐周故地分封给周公,召 [shào] 公作采邑,周原一直是重要的政治中心,直到西周末年毁于兵火。
周原历史上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例如何尊,铭文中有最早的“中国”两字。
清道光年间,先后出土了大盂 [yú] 鼎迅册、天亡簋[guǐ]、毛公鼎等铜器。
1901年,在宝鸡斗鸡台发现了一组精美的铜器,有当时首见的酒禁(用以承载的长方形座),长期被视为周人的代表作,可惜流失国外。
周原遗址还多次出土窖藏,可能是兵凶战危,情况紧急,贵族逃难前临时把青铜器埋到地下,却没有机会再取出。
2012年,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发掘,出土了大量商渣磨末周初的青铜器,尤为重要。
西周早期指周建立到周穆王时期。
此时的青铜器延续了商后期的形制纹饰,不同之处是铭文开始增长。
铭文增长对考古学无疑是一件好事,有长篇的铭文与典籍对照,可以还原历史的真相。例如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guǐ],铭文写到“武王征商,唯甲子朝”,见证了武王伐纣的历史。
陕西宝鸡眉县出土的天亡簋[guǐ],则记录了武王伐纣成功后举行祭祀大典的事。这两件簋是周代最早的有铭铜器。
北京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克罍[léi],铭文见证了周成王册封燕侯的情况。
山西天马曲村文化遗址,1992~2001年发掘了九代晋候墓葬,从第一代晋候燮 [xiè] 父到护送平王东迁的晋文侯,与《史记》中记载的晋候世系正好可以一一对照,燮 [xiè] 父墓中出土的晋候鸟尊,见证了晋国的建立。
饕餮纹从一开始就是青铜器的主体纹饰,盛行于商代到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逐渐消失,所以趁机写一下。
现代学者大部分认为不是。
这个纹饰被命名为“饕餮”,是从《吕氏春秋》开始的,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为不善亦然。”,饕餮食人的传说已经失传,吕氏春秋这么说,是想强调善恶有报的思想。但是“饕餮”一词不见于甲骨文和金文,最早见于《左传》,很可能产生于春秋末期,又怎么可能是商代纹饰的真正名称?
马承源先生建议用“兽面纹”一词,日渐为人接受。
饕餮纹很容易辨识,特征就是“高鼻梁,大眼睛,左右对称”。
饕餮纹是一种想象的动物纹,综合了多种动物的形象,最重要的是一对炯炯有神的巨目,细致的分型可以从目、眉、身考察,变化很多,不赘述了。
李学勤先生认为起源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徽,延续于夏代二里头的镶嵌绿松石饕餮纹铜牌,盛行于商代到西周早期。
张光直先生认为是帮助巫师通天地的。
另一种观点是神灵或者祖先神的象征。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人举行巫术和祭祀,最直接的对象就是祖先神灵,用兽面纹表示先祖神灵,是言之成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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