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考古最新重大发现-夏朝的最新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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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黄镇山：夏朝考古重大发现
• 2、到底有何证据证明夏朝的存在
• 3、夏朝文字考古发现

黄镇山：夏朝考古重大发现

仅有规范史书记载不足五百年 历史 的西方史家，对于中国系列史书连贯记载有五千年 历史 ，难以心悦诚服，好在三皇五帝时代的良渚文化、殷商时代的殷墟文化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算达成共识；西方能否承认中国三皇五帝之后、殷商以前有夏朝，需要中方拿出考古证据。西方依赖考古发现 历史 ，全靠发掘凭借遗物猜想推断填写 历史 空白，残缺难全；而中国考古是印证系统 历史 记载，证实完善。中国考古接连发现多处公元前2100年到前1600年的夏代文化遗址，证实史载确有夏朝。不妨套用西方考古标准文明中心四要素“城市、金属器、宗教、文字”来介绍。

自称“诸夏”的周人称商为“殷”；而自称“大邑商”的商人却称夏都为“西邑”。殷墟甲骨文、金文虽都有“夏”字，但没有直接记载夏朝，却频频提到“西邑”，历代商王畏惧西邑鬼怪谋害自己，于是不断祭祀西邑。

所谓西邑，即为西部的城市。史书记载为“西邑夏”，《尚书·太甲上》：“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大意是夏末商初伊尹(黄尹)亲自去过夏都西邑。相比于位于河南东北部的商人而言，夏人位于其西部，所以商人称之为“西邑”，其实正是所忌讳的“夏邑”，出土战国竹书清华简《尹浩》：“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商人祭祀西邑，是因为商汤灭夏，所以商人惧怕夏人化为鬼怪谋害商王。

西邑遗址自北而南有陕西石峁、山西陶寺、河南二里头。夏朝天灾人祸频发，多次迁徙，而后从西到东，夏桀兵败于安徽四方湖古城之南的三官庙遗址，而且夏代还有后裔遗民杞国延续商周两朝千余年。按 历史 年代顺序分别予以简介如下:

地处汾河河谷地带的临汾盆地汾河以东的塔儿山山脚下的山前冲积平原上的陶寺遗址，考古学家从1978年到1987年，为了寻找 历史 上夏王朝的踪迹， 探索 夏文化，中国 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陶寺遗址早期墓地和普通居住址进行发掘，共发掘出墓葬1300余座。占墓葬数量不到1%的大型墓葬随葬有彩绘龙盘、漆木器等重要礼器，其墓主应是手握军事大权的部族首领或大祭司。至于占总数90%的小墓，其墓穴仅能容身，几乎没有随葬品，墓主应是平民或者奴隶。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的陶寺已经是一个等级 社会 。碳14测年数据表明，陶寺文化所处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之间，属尧舜禹时代至夏代早期。

陶寺遗址考古发现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1983年出土的陶寺文化晚期铃型铜器。这也是陶寺遗址发现的第一件铜器。出土时，整体造型近似铃形的器物位于墓主人左侧股骨、趾骨之间，外面有很清晰的布纹痕迹，可能是埋葬时包裹有丝麻织物。经过化学分析，人们发现此件铜器的含铜量高达97.8 %，系用复合范（外范与内芯）铸造的红铜器。这就意味着在陶寺文化中、晚期，我国已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当时的陶寺文化先民不仅可以从矿石中冶炼出较纯的铜，并可用铜液进行铸造，为后世的商周“青铜文化”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揭开了我国“青铜时代”的序幕。

陶寺遗址还出土有残铜片、铜环，更有铸工精美的铜齿轮、铜蛙，属于夏代早期遗物。

陶寺遗址另有引人注目的是1984年春天出土的残碎陶扁壶。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文化时期只是先民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用品，但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竟赫然有着朱红彩毛笔的笔画痕迹，够成两个文字，有识读为“文邑”或“交易”等。要知道，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跨入了新的时代，就像恩格斯所说，人类由野蛮向文明的过渡，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才得以实现的。

石峁文字(选自网络10幅图片)

被评为近十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的石峁遗址，位于陕西榆林毛乌素沙漠之南、黄河支流秃尾河之支流洞穿沟南岸山梁上。20世纪50和70年代有过局部调查，80年代有过试掘，2011年始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发掘。最终确认属一座城址，总面积400万平方米，古城规模巨大，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皇城台的“台城”，构建最早，内城次之，外城最晚。

据出土陶器，皇城台修筑年代为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皇城台门址的修筑开始于公元前2300年，皇城台最晚使用年代为公元前2100年—前1800年，废弃约在公元前1800年，属于尧舜禹时代到夏代前中期文化。

石峁古城出土文物众多，不仅有大量陶嚣、玉器，还有一些石雕像显示宗教信仰。重点简介夏代早期金属器，2016年发掘皇城台东侧的门址，门外有南北向呈长方形广场，发掘简报介绍“在广场中南部还发现一些铜刀、石范等遗物”。“皇城台发现的铜器和石范，大多出土于门址第二层堆积，个别见于门址第四层，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800年，器形包括刀、镞、锥等，为揭示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铜器的形制和技术特征增添了重要实物资料。”“皇城台铜器和石范的发现为冶金术自北方传入中原的观点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并为 探索 早期冶金术在中国传播路线提供了关键的连接点”。

石峁出土的青铜刀，刀呈条形，扁平状，柄略宽并残断；刀锋为小圆弧形，刃截面为三角形，背厚刃薄，刃略内弧；刀背与柄上面平滑过渡，微微外弧。从背两侧凸起，知此刀铸造成形，很可能为对开分型。

石峁古城浇铸环首铜刀石范，出土自皇城台内瓮城，墩台II东侧。据图片，范存环首刀之柄部，环为椭圆形，柄微弧，板状；与环首相接处似有叉形线，阴阳不明，可能为柄之纹饰。范面平，两侧面光，无定位结构，端面略糙；质似砂岩，一角有崩落。环首型腔端接漏斗形浇口，连接处甚薄，便于浇铸冷凝后打掉浇口而不伤环首。但刀柄下侧似另有一型腔，局部似锥状，小漏斗形浇口扭转开在侧边。在环首刀型腔上面，近于上边另有一纵向沟槽，或许是铜针铸型。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之所以能被认定为是夏朝都城遗址，因为遗址中发现的青铜礼器占有不小的分量。

一般将二里头遗址划分为4期，其中，二里头3期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如青铜爵、青铜铃（或许是一种乐器）。

到了二里头的4期发现的青铜礼器就更丰富了，有青铜爵、青铜斝、青铜盉，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青铜鼎！这也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鼎。鼎从夏朝开始就被历代王朝看作是王权的象征，所以，青铜鼎的发现意义重大。

二里头发现了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其图案是兽面纹，或者说是龙纹。

青铜鼎、爵、斝、盉等礼器，都是由相应陶器发展而来的，而这些青铜礼器也被商朝及之后的朝代所继承与发展，所以，从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礼器来看，这个遗址至少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里头遗址，年代测定上限为公元前1800年前后，普遍认为是公元前1750年到前1550年，属于夏代中晚期到商代早期文化。在属于遗址的靠近古伊洛河的高地上，北距宫殿区200余米，发掘出了唯一一处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铸铜作坊区。此处作坊显然曾长期使用，在二里头衰落后被迁至郑州商城遗址。历年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共131件。其中，兵器、工具和装饰品较多；作为礼器的容器较少，计有鼎1、盉1、觚1、斝（jiǎ）2、爵13。礼器是人际交往和宗教信仰用具。

被列入“2019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的长江与淮河中间、巢湖西岸安徽三官庙夏代遗址，出土了400余件珍贵遗物，其中包括18件青铜器和陶器、石器、玉器、骨蚌器、绿松石和植物颗粒等。

在三官庙夏代遗址发掘的两处土垣、四处房址内发现令人触目惊心的 历史 悲剧:房址内非正常死亡的人骨遗骸、房址外地面平铺的植物颗粒、还有以兵器为主的18件铜器散布于废弃红烧土层下的地面上。这里曾发生了残酷的战争。18件青铜器以兵器为主，包括戈、戚、钺、凿、角形器(军号)、箭镞等。

证实了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商汤伐夏，桀奔于南巢之山，汤乃即天子之位。以水承金，始居毫。”生活于黄河沿线的商汤部落，击败了淮河四方湖古城的夏桀，夏桀仓皇逃出四方湖古城，乘船沿夏水北淝河进入淮河向南逃亡，躲避北方商汤部落的进攻。

安徽三官庙遗址位于淮河四方湖古城的正南方，为 历史 记载中的“南巢”地区。想必商汤军队追击夏桀军队在三官庙遗址发生了一场惨烈激战：死亡的人没有得到掩埋，现场遗留的贵重青铜兵器无人拾取，房屋被焚烧，甚至在以后的三千多年里再无人在此生活栖息。

夏后裔杞国

《国语·周语下》：“有夏虽衰，杞、鄫犹在。”《大戴礼记·少间篇》记载，商汤灭夏之后，将夏禹后人封在杞地为诸侯王。

商汤推翻夏朝而建立商朝后，作为“前朝余孽”的杞国，甲骨文卜辞中有记载，商王经常巡视杞国，有六块殷墟甲骨文提到杞侯或杞地，确证商代封侯有夏代遗民杞国。

有片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问候杞侯：“丁酉卜，嗀(hù)贞，杞侯爇（ruò），弗其祸？凡有病。”其大意是商王武丁问杞侯爇，不会有灾祸吧？另有片甲骨文记载，武丁曾娶一位杞国的女子为妃。可见，武丁与杞侯爇关系极为密切，曾经的家国仇恨已经烟消云散。

武丁子祖甲，在征讨人方（大约在山东或安徽境内）的返回途中巡视杞国：“已卯卜，行贞，王其田，亡灾？在杞。”其大意是祖甲在杞地进行佃猎活动，祭祀问是否会发生灾害。

商代晚期，在祖甲和帝辛（商纣王）时期，发生两次征人方的重大军事行动。帝辛“征人方”返回时，也有巡视“杞”国的两条卜辞：“庚寅卜，在香贞，王步于杞，无灾？”(纣王祭祀问从香地步行到杞国有没有灾难)；“壬辰卜，在杞贞，今日王步于诇，无灾？”(纣王祭祀问从杞国步行到诇地是不是有灾难)。可见，直到商朝晚期，杞国还依然存在。

周朝推翻商朝后，《礼记·乐记》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殷之后于宋。”即大禹后代东楼公，被封到杞地（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一带），延续杞国国祚，主管对夏朝君主的祭祀。

西周初年，《周书.王会》记载周成王举行诸侯盛会时，在堂下左侧有“夏公立焉”，显然朝拜周成王的“夏公”就是杞国的君主。

陕南安康出土西周《史密簋》铭文载“杞夷”纠合东夷大肆攻伐齐国，周王命师俗、史密“卢、虎会”，率联军奔赴东方平息了叛乱。

杞国在周朝时，虽受封最高爵位公爵，却只是一个小国，《史记.陈杞世家》:“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甚微，不足数也。”由于杞国弱小，在强敌环伺之下，只能不停地迁徙。西周晚期，杞国东迁到山东境内，《左传·隐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娄（今山东寿光一带）。”

春秋晚期，孔子为了考证夏朝之礼，特意拜访了杞国，但因时间久远，又不停地迁徙，导致杞国文献大多散失，《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证明）也，吾得夏时焉。”东汉郑玄注：孔子“得夏四时之书，其存者有《小正》。”即夏代留存的历法典籍。

孔子拜访杞国没多久，在公元前445年，杞国最终被楚惠王灭，杞简公成为杞国末代君主。如果从商初开始计算，杞国延续了大约千余年，留下了一个著名的 历史 笑话“杞人忧天”。

《史记》:“楚惠王灭杞，其后越王勾践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到底有何证据证明夏朝的存在

存在证明：

一、多数学者认为，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包括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和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并对夏文化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惟因缺乏文字等直接证据，学术界对哪种遗存是夏代文化还没有形成共识。

二、据传宋代宣和年间临淄出土的一组春秋时期青铜器叔夷钟。有一段铭文同西周以来文献中关于夏和殷（商）是前后承替的两个王朝、‘殷革夏命’的说法完全一致，成为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

三、2002年面世的遂公_属西周中期，其上有“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的字样。铭文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规定各自的贡献。

扩展资料：

现代考古学刚刚开始时，徐旭生先生为了追寻夏代的所在，也不断地在豫、晋东面交接处大范围地寻找。在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这是一个属于复杂共同体的都城，城址很大，出土的文物数量众多，而且内容复杂，包括冶铸青铜的遗存和相当数量的小麦残迹。

2013年中国考古重大发现之中，有距今四五千年的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它出土了冶铸青铜的炼渣、尚待加工的玉材和不少麦类遗存。考古学家认为，那时的河西走廊已经是东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孔道。

这一发现显示，二里头文化已经吸收了中亚、西亚的文化成分，引进两河古代文化培植的麦类，增加了粮食供应的多样性；尤为重要的是，二里头文化还掌握青铜的冶铸技术，这必定提升了这一文化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考古学家们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在就是夏代的首都。从黄河三角洲的顶端一直到关中，包括山西运城的平原，这一个族群共同体占有的地方不小。

这一地区，就是后世所谓的“中原”。从夏代开始到商、周，这三个复杂共同体的连续发展都以这个地区作为基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核心地带——从“中原”这两个字就可以意识到，从那时以后，这一片平原就是中国的中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夏朝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夏朝的崛起

夏朝文字考古发现

揭开夏朝文字之谜?关于夏朝文字考古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夏朝文字考古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夏朝文字考古发现：对夏朝文字的质疑

夏朝文字看久了，也就习以为常，而对于一些初见夏朝文字的人说，尚不能接受，或质疑，或将信将疑，或否定，完全属于正常。他们的质疑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甲骨文象八十岁的白胡子老头，夏朝文字为什么看不出一点苍老，年迈?反倒像三四十岁成年男子，何故?难道他吃了返老还童的药了?

二，怎么看夏朝文字都象甲骨文之后的文字，它怎么跑到甲骨文之前去了?

三，夏朝文字是怎么认定出来的，具体的鉴定方法是什么?

为了了解夏朝文字的一些基础知识，我们不妨看一看学界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是阻碍夏朝文字发现的屏障，是隔绝夏朝文字与大家相见的鸿沟，只有穿越人为设置的种种防线，揭开 历史 真相，夏朝文字才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学界主流一致认为：文字产生在夏末商初，成系统的文字出现在商朝晚期。这种观点被大多数专家认同。他们还有一种认识，就是汉字起源大都跟刻划符号有关。请看学者的观点：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1978)认为“大汶口 文化 象形符号跟古汉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大汶口文字符号与古汉字的一脉相承关系，也就是与商代甲骨文的一脉相承关系。”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跟汉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不知有何实例没有，作出这种判断的前提，应该是能断定大汶口出土的符号，就是文字，而非是看相似程度，更不该就断定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这种含糊其辞的说法，说明裘先生的结论并未夯实，他的心里没有底气，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基于上述几点，裘先生做出了如下结论：

“汉字的形成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夏代”，并在“夏商之际(约在公元前 17 世纪)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 为学术界公认的我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前 14 至前 11 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

裘先生是当今研究古文字的著名学者，他对夏朝文字的观点被视为主流观点，颇具代表性，大多 数学 人都同意他的 意见 。我认为，他的这一观点是受了郭沫若的影响，正像他怀疑仓颉造字一样，他是劳动人民造字的拥护者，所以他也说不清这些图画和刻划符号是怎样演变成文字的，一个著名的古文字学者对自己的观点解释不清或不能自圆其说，这是一件多么尴尬的事情。 自己也应该 反思 一下，这种观点和理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吗?我们的学者，只满足于能够发表和获奖、评职称为止，不考虑这种理论能不能流传下去，能不能为后代子孙造福，受益。郭沫若1963年5月5日给陈明远的信中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 办法 。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只顾眼前，不顾身后，不可取，我们的文字要对当代人和后代人负责，但愿裘先生能对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进行修正。

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的发现与商代甲骨文的一脉相承关系的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

夏朝文字考古发现：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刻划象形符号

李学勤则认为：“比殷墟甲骨文年代更古而与文字起源有关的考古材料，是陶器上面的符号。从新石器时代起，我国境内某些种文化的陶器上便有符号出现。有的符号是刻划的，有的符号则是用毛笔一类工具绘写的。就数量而言，刻划的数量比绘写的要多。”(《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2003)

李学勤先生：【辉煌的中华早期文化】，另一篇是李伯谦先生《夏文化探索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李学勤先生在【辉煌的中华早期文化】中讲到：“中国早期的都邑，考古学上最早发现的是殷墟。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1928年开始发掘殷墟，抗战以前进行了15次发掘，到1950年恢复考古工作，首先就是继续发掘殷墟，一直到今天，殷墟发掘就没有停止过。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邑，完全符合文明条件，不需要讨论。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炳昶先生带领一批学者到 传说 中夏的地区进行调查，在他们的调查当中确定了一个重要遗址，就是偃师二里头。经过多年的发掘和调查，对二里头的面积、内涵都比较清楚了，它符合文明的条件。二里头有大型宫殿，还有很多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上刻着可能是文字的符号，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了。它的时代、 地理 位置和我们文献记载的夏相吻合，多数学者同意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在这里，李学勤先生判断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是“文字的符号”，而李伯谦先生在《夏文化探索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他说：考古上发现了不少的夏代城址，一些城址内还有宫殿基址，发现了随葬铜器、玉器、陶器的墓葬，还有非正常死亡的墓。在一些陶片上有刻划符号，已经是文字，有一些文字甚至可以和商代的甲骨文对照出来。所以可以肯定夏文化是有文字的。

夏朝文字考古发现：半坡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

多年以前的一个 愚人节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余人杰发现了湖北盘龙遗址刻在铜板上的夏朝文字，请看下图：揭开夏朝文字之谜 wbr马贺山

山东大学刘凤君发现了早于甲骨文七八百年前的昌乐骨刻文：

二位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和李伯谦的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文字：

近年愚夫年龄大了，有些愚且呆,但在认字方面，却独具慧眼，左看右看上述学人的发现，让我感到莫名其妙，莫名惊诧，我多次反问，这是汉字吗，这是甲骨文之前的文字吗?与我发现的夏代文字南辕北辙，相差悬殊。退一步讲，即使我发现错了，那也是文字，也是汉字，也是方块的，也是被古人认可的，不是我的杜撰，不是我在胡说八道。以上的四位学人都是大学教授，都是科学院的研究员，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对的，还是别出心裁，为什么距离之大，竟天壤之别。

先看裘先生的发现，大汶口出土的陶器图形都是单个出现的，再象形，也是图案，不是文字，当然裘先生也未称此图案为文字，只称象形符号，下面的话说与汉字与甲骨文一脉相承，就转弯抹角的暗示指文字。裘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它否定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是文字，而又强调大汶口遗址的刻划符号为汉字和甲骨文的前身，他提出文字的定义是能够记录语言，同时又提出广义的概念：

狭义文字：文字是纪录语言的符号。(本书采用的立场)

广义文字：具有信息传递功能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

{马注：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第二种广义文字，双重标准的出现，是为皇帝特制的新衣，一种特权的表现，也该算作是一种时代局限吧。

裘先生对文字的产生，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比其他人略胜一筹。他认为：}

夏朝文字考古发现：文字形成的过程

?前文字阶段

{马注：根本不存在前文字阶段，这是裘先生的杜撰，用这种模棱两可的提法，解释不清文字产生的方法及过程。准确的说，文字产生前是结绳记事阶段，文字产生后及由朝廷推广施行后，即完成汉字系统。}

文字画:具有文字性质或功能的图画

{马注：汉字的发明创造，不存在文字画阶段，裘先生举不出这方面的例子，文字画和图画文字，是现代学者的文字 游戏 ，无实际价值，文字不是从图画和刻划符号演变而来，文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受鸟迹的启发，发明创造了象形文字，不存在文字从图画中演变而来，也不存在文字从刻划符号中演变而来，这一套理论完全是从郭沫若那里继承过来的。郭沫若在【古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说：“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指事先于象形也就是随意刻划先于图画。”郭沫若所谓的随意刻划先于图画，说的不是文字，随意刻划不会出现、产生文字，图画也不会演变成文字，为什么?因为郭沫若不清楚文字是怎么来的，不清楚文字是谁造的，他象蜻蜓点水一样，并未对汉字的起源作过深入、具体、细致的研究，对古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屑一顾，才造成了他的主观想象。

马氏认为：汉字是专门人才{黄帝史官仓颉}专门设计、发明、创造出来的。没有鸟迹、兽迹，就没有象形文字和指事文字，可以说鸟迹、兽迹是象形文字和指事文字之母。郭沫若不谈仓颉，不谈鸟迹、兽迹，只谈指事文字，只谈象形文字，他的解释也很奇特，“指事先于象形也就是随意刻划先于图画。”随意刻划的结果仍是随意刻划，图画仍然是图画，这些与文字有严格区别，郭沫若在学术表述上，不规范，不严谨，没有动 脑筋 ，漏洞百出，远不如许慎的解释准确，许慎说：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马氏认为：象形字不同于图画，象形字是根据物体的外形特征，概括提炼，用简练的笔画，表现事物的本质和特点，让人一看，便能认出这种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并与人的口语相联系，能发出语音来。如日字和月字，日是圆的，月是缺的，半圆。一看便知，一点便透。日月有固定的形，固定的音，固定的意，文字有三固定要素，图画有吗?如虎画，有形，不固定，有音，有义，也不固定。要知道，形音义三固定缺一不可，这是文字必备的要素。郭沫若不理会这一点，觉得差不离就行，这正是他栽跟头的原因之一。对于指事字也如此，譬如上下，古文字上为一横上边为一短横，短横为指事方位，古文字下为一横下边为一短横，短横为指事方位，上下一看便知其义。指事字的造字方法，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完成的造字，离开象形，何谈指事，指事字的造字规则是有迹可循的。郭沫若所说的随意刻划，不会成为文字，而只能是记号或不可识的刻划符号。总之裘先生的理论并不是他的创造，他的阐述很难自圆其说，他除了做学问以外，还要照顾与领导的观点和理论合拍，很难的，我能够理解，这也就是时代的局限吧。}

图画文字(按照文字的狭义用法来看这个名称不恰当)

文字产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

{马注：这句话说得很好，文字产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是：阶级出现，国家产生，社会有了明确的分工，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成熟，有都城，有祭祀中心等，这个时代应在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而不是夏末商初，裘先生受郭沫若的影响很大，思想保守。}

表示数量的符号与数字的区别

独立创造文字体系形成的描绘:只能勾勒一个粗线条的轮廓

{马注：并非如此，文字体系的创造，有着很细致的很具体的过程，文字是一个一个造出来的，完全可以精细到一天可以造几个字或几天造一个字，四千多字用多少年可以造完，从时间上做一个大概的推测，而我们的学人认为文字是经过几千年的漫长时间，由刻划符号和图画演变而来，他们也说不清这些文字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演变的?所以就含糊其辞的粗略一说，匆匆了事。这就是现代学者的现状，象裘先生这样著名的认真的学者，也说不清楚汉字的起源，岂不是拙拙怪事，其实很简单，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为什么所有学人都说不清汉字是怎样产生的，那是体制所致。

马氏为什么能解释汉字的起源，那是因为我没有任何清规戒律，任何框框对我不起作用，我是一个旁观者，从另一个角度作壁上观，看得比较清楚，客观公正，不带有色眼镜。我对劳动人民造字或仓颉造字，都没有个人看法，谁造都行，无利害冲突。后来为了弄清家传的象牙文，甲骨文上的文字，才研究起汉字起源的问题，一作而不可收拾，最终我认为仓颉造字合情入理，【仓颉书】真实可靠，【黄帝内经】的作者就是黄帝，【黄帝内经】是用当时的文字记载，用玉版或竹简刻、写下来的。其它的任何理论和观点，对我来讲都不重要，郭沫若对夏朝以前的任何断言，都经不起质疑和推敲，更何况他的学生及下级了。}

李学勤对郭沫若汉字起源的理论，只有继承没有发展，只是不断的重复一句，汉字的起源与陶片上的刻划符号有关，至于哪一点有关，他也说不清，因为这个理论不是他发明的，考古队只挖出了刻划符号。

山东大学刘凤君发现的骨刻文，文物局的几位专家已经明确表态，不是文字。

中科院考古所的余人杰所发现的湖北盘龙遗址刻在铜板上的夏代文字，不是汉字，成了愚人节的一个笑话。

我写的【夏代文字并未消失过】一文在北大网站登载后，有网友提出要我具体解答夏篆为什么比甲骨文还进步的原因何在，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需要从各方面论证，但有一个问题必须讲清，那就是夏朝的文明程度要高于商朝，商朝甲骨文象一个带尾巴的毛孩，在文化上，出现了返祖现象，商朝甲骨文用的是民间俗体字，而往甲骨上刻字的人，我估计用的都是夏人，而夏人在当时已被称为中国之人，他们用的文字是官方文字，统一，规范，美观，工整。夏人开化早，文明，进步，重 礼仪 ，传世文字有【夏禹书】、【禹王碑】、【莱丘铭】等，传世书籍有【连山】、【夏小正】、【山海经】、【夏训】、【夏书】等，人们对夏朝的历史知道的要比商朝多得多，夏朝已进入铜铁并用时代，人口已有一千多万，夏有万国，商有三千，周有八百，商朝有人口四百多万，夏有城，有夏社，而很少有人祭现象，商革夏命，是历史的倒退，也是历史的必然，就像元朝取代宋朝一样，是一场对文明的毁灭和摧残，对人民的残酷屠杀，这就是游牧民族的特点。至于夏朝文字是怎么认定出来的，是与甲骨文和金文比对出来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进行比对，反复比对，思考，分析研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最后在我解除了这些未知文字以后，才鉴定为夏朝文字，它耗费我的近四十年的时间，春江水暖鸭先知，我将夏朝文字的研究，看的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文明与进步的大问题，关系到我们国家繁荣富强的大问题，我文中所涉及的学人，都是名人，名家，我对他们都怀有敬意，尽管他们的学术观点与我不同，我仍以他们为标杆，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有人说我想贬低某某某，这是一个误会，我只研究夏朝文字，我知道，贬低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自己不倒，谁也贬低不了。我时间宝贵，不想多做解释。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夏朝文字，唐虞文字，黄帝文字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人故意夸大考古队的作用，认为没有考古的发现，夏朝文字，唐虞文字，黄帝文字就不存在，实际上，考古只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他不是钦差大臣，也不是尚方宝剑，它能 决定 一切生杀大权，没有那么大的法力，有人夸大了它的作用，考古永远是一个点，挖出的仅仅是一点物件，离开文献，很难说明问题。有时考古队象盲人摸象一样，只感觉局部，不识全貌，只挖出刻划符号，就认定是原始文字，这就是它的弊端。